斯大林指挥众人道：“我们不需要赶路。我们都累了，为什么还要赶着去参军呢？”一位同行的流放者记录下了他的话。“德国人有大把时间可以把我们碾成肉饼。”他说。
在旅途中，流放者们“每隔两三个晚上就会欢聚一次”。斯大林总是领着大家唱歌。警察们纷纷抱怨，向季比洛夫发电报告状，季比洛夫恐吓流放者们说会派哥萨克骑兵来。“而我们则回了他一个电报——‘尽管让他们来吧，我们已经做好准备。’斯大林起草了电报。”斯大林把为期两个月左右的旅程变成了一场派对。这帮狂欢的流放犯们在旅途中庆祝了新年的到来：1917年终于来临了。
最终，2月9日左右，雪橇队伍抵达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警察承诺先让他们休息几天，然后再让他们向总部报道。斯大林搬进了布尔什维克党人伊万·萨莫伊洛夫的家，把维拉·施韦策从阿钦斯克叫了过来。后者告诉他，斯潘达良去世了。
斯大林向军医报到，军医发现他手臂有残疾，“不适合参军”。对这位自视为政治家和军人的未来最高元首而言，这无疑是令他感到难堪的事实。“二战”之后，安娜·阿利卢耶娃曾在回忆录中披露他“不适宜参军”，斯大林因此从来没有原谅过她。
2月16日，他向叶尼塞斯克总督申请，说想在阿钦斯克——“一个大约有6000个居民的大村庄，其中有两个教堂和一排一层楼高的农舍”——完成他最后4个月的流放。这个村落位于跨西伯利亚铁路的西边，维拉·施韦策和加米涅夫就住在那里。
2月21日，斯大林搬进了维拉·施韦策位于阿钦斯克的公寓——也就在这个时候，在千里之外的帝国西部，亚历山德拉皇后正在失去她对彼得格勒的控制。23日，斯大林搬进了阿钦斯克的一个农舍，而与此同时，彼得格勒爆发了动乱。“他什么东西都没带，”女房东的女儿回忆道，“就穿着一件黑大衣，戴着一顶灰色的羊皮帽，吃完中饭就会出门，直到深夜才回来。”不过，一个“丰满的、长着鹰钩鼻、穿着黄色夹克的女人”经常来看望他，“他们一直待在一起，他会亲自送她出门。”这个女人正是维拉·施韦策。在那10天里，两人几乎形影不离，“她和他住在了一起”。回忆录暗示两人同居了，但两人是否超出室友关系却无从得知——虽然我们知道施韦策总是会以亲吻的方式迎接他：“科巴呀！科巴呀！”
2月26日，星期天，在彼得格勒发生的冲突中，哥萨克骑兵杀了50人。血腥屠杀引起了民众的激愤，士兵们开始背叛沙皇。第二天，民众冲进兵工厂，夺走了15万支枪，烧毁了警局总部，并打死了好几个警察。其中有一个警察被人从四楼的窗户扔了下来，坠地之后又被人用棍子和枪柄殴打，直至变成一团血浆。
此时的阿钦斯克却一片祥和。加米涅夫和他的妻子奥尔加——托洛茨基的妹妹——举办了一个沙龙。“我到晚上就会去加米涅夫家。”阿纳托利·拜卡洛夫——这位流放者是个金矿主的儿子——说，“朱加什维利——我们叫他‘奥斯普’——也经常造访。”“口才出众、善于言辞的”加米涅夫的光芒完全盖过了“沉闷而寡言的斯大林。他缺乏个人魅力，也不会说俏皮话”。当他真的开口说些什么时，“加米涅夫自信地，甚至轻蔑地反驳他”。于是，“无话可说而又闷闷不乐的”斯大林只好抽起了烟斗，可“难闻的烟味让加米涅夫漂亮却又情绪多变的妻子不高兴了”，她“咳嗽着请求斯大林不要再抽了。但他根本不理会她”。
沙皇失去了对彼得格勒的控制。3月1日，新上任的总理格奥尔基·李沃夫在陶里达宫成立了临时政府。与此同时，工兵苏维埃也在陶里达宫内成立了军事委员会，主席为孟什维克党人卡尔洛·奇赫伊泽。两个机构联合起来取代了沙皇政权。被孤立的沙皇收到消息想要赶回彼得格勒，可为时已晚。他所乘坐的皇家火车在普斯科夫停靠，他失去了将领们的支持。
3月2日，尼古拉二世宣布“他相信他生来不幸，也为俄国带来了不幸”。他签署了退位声明，却没有把皇位传给得血友病的儿子阿列克谢，而是传给了自己的弟弟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后者成为了米哈伊尔二世。但这个政权已名存实亡。
新上任的司法部长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发电报到阿钦斯克，命令释放被流放的杜马党代表：“人民夺取了政权。犯人被释放了，大臣被逮捕了，皇后被我们的民众看押着。”当天晚上，阿钦斯克当地人了解到革命终于到来了——“但每个人都只是窃窃私语”。
“我们收到电报的那一天刚好是集市日，我觉得前往集市的当地农民有权知道这个消息……于是我跑过去告诉他们……再也没有沙皇了。”斯大林的同屋、布尔什维克党图书馆员亚历山德拉·波梅兰采娃说，“在途中，我遇到了斯大林同志，他好奇地看着兴奋无比的我。”
“你跑去哪里呢？”他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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