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打到了我的村庄
我便失去了我的田舍、家人和牛羊
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
我仿佛闻到故乡泥土的芳香
一样的流水
一样的月亮
……
第一句就听得耳熟，卢作孚想起了北碚路遇萧红与端木的那个黄昏。接下来，学生娃唱得却不一样：我必须回到我的故乡
为了那没有收割的菜花
和那饿瘦了的羔羊
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枪弹底下回去
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刺刀丛里回去
把我打胜仗的刀枪
放在我生长的地方
去年冬天在宜昌，还听他们唱过《松花江上》。今年春天，歌声变了。谱写《松花江上》的张寒辉说，“我是把北方‘娘们’在坟上哭丈夫的那种哭声，变成《松花江上》的曲调了”。学生娃在嘉陵江上唱出的这支歌，却是把哭坟的腔调变成了掘坟——给那些让中国人哭坟的人掘坟。
老北碚没人记得，1939年早春二月最后一个周末北碚民众体育场的单位篮球赛是“天府”还是“大明”哪个赢了。老重庆——这个概念在抗战中当然包括了所有大撤退来到大后方这片土地上的下江人、东北人，工人农人军人商人学人文化人——却大都记得，就在这年阳春三月，在大撤退的第二个年头，嘉陵江边唱出一支新歌《嘉陵江上》。这支歌，在重庆中苏友好协会举办的音乐招待会上首次演唱，曲终，在重庆的抗战知名人士、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周恩来、邓颖超、叶剑英带头起立，场内掌声雷动。周恩来握着演唱者洪达琦的手说：“你唱得好！端木蕻良的词写得好！贺绿汀的曲子作得更好！”
卢作孚是在嘉陵江上听到《嘉陵江上》的。“九一八”之后第八个年头，“七七”之后的第三个年头，经过当初的大流亡、大败退，到后来的大撤退，国人心态已于不知不觉间发生巨变。日本人开仗以来，中国人以江河为名的歌不在一二。同是以江河命名的歌，同样的年头，《黄河谣》在延安唱成了《黄河大合唱》；《松花江上》唱成了《嘉陵江上》，悲歌唱成了战歌。“哪年哪月，才能回到我可爱的家乡”唱成了“把我打胜仗的刀枪，放在我生长的地方！”
听说，谱写《嘉陵江上》的贺绿汀，曾失足落水于嘉陵江中。地点在由北碚去重庆途中，沙坪坝磁器口堆金石江段。
嘉陵江，像一根牵扯了一千里的细细的长线，从分水岭秦岭南坡……流过合川，流过北碚小三峡，流过重庆沙坪坝磁器口。码头上，包白布包头的四川民工铁抓钩抓起沿江漂送下来的木料拖向岸边。
“罗校长对这块地皮，还满意吧？”卢作孚与罗家伦由码头石阶拾级而上。民工哼着号子，扛着刚捞起的木料超越二人。罗校长笑而不答，只抬头望岸上高处。雾中，临时建筑群中，有青年学生朗朗读书声传来，听腔调，是一段古文。再向上走几步，又听得古文声被英语朗读声取代。那里是中央大学新校址。“学生们太满意了。撤回来不过一年，又开课了！对了，同学们委托我来邀请卢先生到中大演讲。”
“我怎么能到大学演讲，我不过是一个被人称作‘小学博士’的人。”卢作孚脸一红，笑道。
二人正说着，听得牛叫声从嘉陵江对岸传来，声音莽撞，竟压过了学生读书声。雾中依稀可见，一只木渡船，两个刚从梯田小道走下的白布包头的老农民颤巍巍地赶着牛上了渡船。
二人走进中央大学，不断有扛木料的民工从他们身边超越，另有校舍群，在兴建中。不同教室中，学生用不同语言朝读。动物饲养区那边，鸡鸭猪羊叫闹声一片。
罗校长说：“连人，带珍稀动物，凡能撤下来的——好一个‘鸡犬不留’！”
一声牛叫，盖过所有的动物叫唤。卢作孚想起了当初“中大”南京撤退那一天，两头奶牛脖子上的铭牌，他不太熟练地用英语念出：“NW1，NW2……”
罗校长：“体积太大，过重，行动迟缓的动物，中大只好扔下。那两头荷兰新品种奶牛，或是饲养员赶回家去，或是……宰了。”
牛叫再起，二人这才听出，这叫声不是前面饲养区传出，而是从身后。二人相视一愣，同时感觉到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要发生。
一头牛从雾中慢条斯理地走来，渐渐看清，它花色分明，正是去年南京中央大学的那头大奶牛。胸前铭牌犹在，依稀可辨：“NW”……两个白布包头的农民，老态龙钟，步履艰难，相互搀扶着，远远跟在牛后。牛来到罗校长、卢作孚面前，站下，报到似的，冲他俩一声叫。罗校长抢上前，迎住两个农民，握住二人的手，望着满面污垢的两张脸说：“老乡！大爷，大娘，谢谢你们。太谢谢了。中大的这头奶牛，你们是从哪儿找到、赶回来的？”
农民大爷叫一声：“罗校长！”
大爷身后，大娘叫一声：“罗校长。”
二老的声音还是孩子！罗校长愣了：“你们是……”
大爷解开长长的白布包头，露出一头少年人黑发：“罗校长，我是中大喂牛的石柱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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