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郁达夫在寄稿给陆丹林的同时，还附信声明不要稿费，只要十册书，另外要以他的名义分寄给蒋介石、叶楚伧、于右任、邵力子、柳亚子等，这就更可说明他发表《 毁家诗记 》的目的是为了向政府当局、向社会控拆。”（ 郁风《 郁达夫——盖棺论定的晚期 》 ）
1937年8、9月左右，郁达夫在福建“做官”，故许绍棣“在抗日战乱中闯入”之说虽觉勉强，却终非空穴来风，但“向政府当局、向社会控拆”之语，就有些言不由衷了。什么是一个作家禀其道德力量和崇高天职向社会发出的“控诉”？我认为左拉玩的那种才算，因为它向着不公平的司法制度开火，真正检验了世界上第一个《 人权宣言 》，最终推动了民主和法制进程。而《 毁家诗记 》的“爱人不见了，向社会去喊冤”与这种结果相比，显然相距甚远。
先丢钱，再丢人，最近一个为《 贺新郎 》添加新注的，是台湾女作家龙应台。
年初，龙应台以“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之姿态来到广州，不幸在旧城遭遇小偷，事后写了篇文章，题目叫《 一个警察的背后 》：“梁国聚（ 广东省公安厅长 ）说，广东一亿多人口，只有13万警察，警力不足是很大的问题……知道了这个数据，对中国警察便不忍苛责，可是，这是现象的全貌，或者只是冰山的一角？”“警察本身的制度，以及制度和整体社会问题的连结与呼应，又如何？”
连串不依不饶的追问之后，又从“户口制度和城乡差距的问题严重恶化”上升到“国家的根本政治”，文章的结尾，最后更引读者来信指“只要腐败依然存在，只要贫富分化还在加剧，只要体制不变，一切仍将继续”。
普通人丢了东西，也搓火，也骂人，然后该干吗干吗去；知识分子丢了东西，尤其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在公共场合丢了东西，却不可白丢，至少也得让普通人付出挑战自己常识的代价。我也有在广州遭遇小偷的不幸遭遇，但实在没有上升到“国家根本政治”的本事。在如何正确对待小偷的问题上，我所能根据的全部常识只有这样两项：一、计划经济时代，广州虽不至于路不拾遗，但小偷肯定没现在多；二、警力比广州充足，“户口制度和城乡差距的问题”没有中国严重的地方如纽约或法兰克福，随地小便的现象虽然基本已断，却从来也没断过随地小偷。
家丑和国仇(2)
就像郁达夫当年在《 悼胞兄曼陀 》一文中对“家丑和国仇”关系所作的准确阐述那样，类似的道理，龙应台自己其实在文前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单身女子，背着背包，背包在后而不在前；站在路口，摊开地图。这是一个国际‘傻根’形象。那个街口不必是在广州老城，也可以是罗马喷泉、莫斯科红场、华沙广场、法兰克福火车站大道……所以我的遭窃绝不足以被解释为‘中国特色’。”
卿本佳人，奈何技痒？非要添上个“广州特色”的蛇足。想当年，“先逐寇，再驱雉”者，诚可谓“先丢人，再丢份”也，而龙应台的这一个版本，岂非“先丢钱，再丢人”乎？
机器人小便(1)
有一幅漫画，叫做《 机器人小便 》：一个机器人面壁小便，“小”出来一堆稀里哗啦的零件（ 包括钉子、螺丝、螺丝帽，等等 ）。虽然背对观众，不过还是不难断定此为一“男机器人”，因为“他”采取站姿，而且一手扶墙。
波伏娃在《 第二性 》里早就教导我们说： “两性最明显的界线，两性最重要的一个差别，就是男孩可以站着撒尿，而女孩子必须蹲着。”自阿姆斯特丹艺术学院的MOON ZI JP于1988年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P-MATE以及1999年德国脱口秀电视节目主持人Paul de leeuw在广大电视观众面前第一次公开表演了P-MATE的正确使用方法以来，“站着小便”一直是女权运动的一项收费的增值服务。既然事情已到这步田地，就小便姿势而言，欲作政治正确之讨论，也只好拿机器人说事了——趁机器人还没有统治人类之前。
“人型机器人越来越像人，非人型机器人则越来越不像人”——据说这条定理已成为机器人在外形上的公认发展趋势。既然如此，人型机器人到底是男是女？或曰，机器人到底应该像男像女以及机器人究竟要不要有性别或者第二性征？随着越来越像人的人型机器人不断参与到社会及个人生活中来，我看也是时候摆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以机器人当主角的科幻电影而论，机器人可以没有性别，扮演机器人的明星却分男女。1927年在《大都会》（Metropolis ）出现过的那个“天使面孔，魔鬼心灵”的女机器人“圣洁的玛利亚”，在煽动工人捣毁一切，让整个大都会陷入灾难之后，此类“祸水型”女机器人在银幕上的地位很快被男性全面取代。从《 星球大战 》中的C-3PO到2004年《 机械公敌 》中的机器仆人，从《 AI人工智慧 》中的帅哥机器人裘·德洛到《 银河飞龙 》中的Data——甚至像日本的新代言人ASIMO，从外形到气质，一概都是男性或准男性化的，不管是忠是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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