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了，你是搞货币交易的?”
“对。”
“哦。”我看着他。“你一直住在费城吗?”
“除了旅行都在。”
“我猜，旅行的时间更多吧。”
“对。”
我拿起调羹。“常到些什么地方呢?我是说，你旅行的时候。”
“大部分是欧洲，有时到东京。”
“去过德国吗?”
“去过。”
“那是你父母的祖国。”
“对。”
我这句话让气氛变得令人不安了——我从来就不擅长喝酒时闲聊。于是我竭尽全力，尽量不去想他有多么像保罗·艾弗森。然而这就像尽量不去想一头粉红色的大象那么困难。
服务员端来了三明治。他小心翼翼、整整齐齐地咬了几口，然后把剩下的三明治放在盘子里，双手交叉放在前面。“你呢?你的工作?”
他终于提了一个问题。这种勉强的交谈肯定让他感到尴尬。“影视制片人。”
“真的?”他的嘴角意外地飞出了一个亲切的微笑。“我一直想执导一部作品”
作品。而不是片子。他看上去完全玩得起数码摄像机及其全套设备，甚至包括现在市场上的那种编辑软件。
“当然可以啊，现在人人都可以做的。”
他耸耸肩。
“你可以用家人来练手艺嘛。”
他摇了摇头。“我并不想做家庭生活纪录片;而且我也没有家人。”
无妻，无子。不会有杀人犯了。
“我没做故事片，是为企业客户拍商业广告。”
“可你懂啊。”
又是一个微笑——灿烂、坦诚，就像老爸照片里莱尔的微笑。
一阵刺痛的快感传遍我的全身。“当然，我也不会一直都拍商业广告片，总有一天……唉……谁说得准呢?”
“我童年最美好的回忆就是看电影。上中学时我在电影院打工。”
“打工!引座员吗?”
他点了点头。
我闭上一只眼睛，浮现出一个长着青春痘、穿着红色夹克衫的少年在电影院里领着观众找座位的情景。“那么，你最喜爱的影片有哪些?”
他举起手掌。“这可不行，我记不住那么多。”
我咧嘴而笑。“只说前五部。”
“还是很难。”他看着我身后，把三明治都忘了。“我想想看。”他举起一只手。“有《正午》，《教父》。”说出一部就放开一根指头。“《公民凯恩》，《七武士》……还有……《阿尔及尔之战》。”他摊开手指，颇为得意。
我的眉毛上扬了一下。“很不错。”
他拿起剩下的三明治，塞进嘴里。
“我给你补充三部。”
他停止咀嚼，微笑不再：“我漏掉了什么?”
“《卡萨布兰卡》，《双重赔偿》，《热情似火》。或许还有《洛城机密》。”
“颇有好莱坞范儿，对吗?”
“全靠片厂制9!”
他向后一靠，眯起眼睛看着我。“不适合你。”
“有眼力。”我再次咧嘴而笑。“我以前常拍纪录片。对了，咱们言归正传……我是说你的家庭……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他拿起餐巾纸擦着嘴唇。
“我跟你说起过砸脑袋——就是斯库尼克先生——电话里说的——”
“我也说过我不知道他的情况。”
“我知道。我只是在想，我见过一张砸脑袋的照片，大约在二战期间拍的。他身边站着一个女人，女人是黑头发，抱着婴儿。我猜想他们是一家人，照片是在欧洲拍的。”
他喝了一小口茶。“欧洲什么地方?”
“不知道。”
“你带着吗?那张照片?”
“没有。很不巧。照片——没带。”我摆弄着调羹。“他们站在一座桥上，地面是鹅卵石，背景中有一座城堡。”
“那种背景到处都有。”
盖茨比一家从我们桌旁经过;孩子们跳跳蹦蹦，无忧无虑，父母挽着手臂并肩而行。一切都过去了。
“或许我一直都想反了。”
他看过来。
“如果和你母亲有关系的不是砸脑袋，而是照片中的女人呢?”
“你是说那个女人和我母亲认识?”
“完全正确。”我一下子来了劲儿。“或许砸脑袋知道，她俩是密友。有可能砸脑袋觉得你的母亲能帮他查到那个女人的下落。你母亲谈到过她在欧洲时的朋友吗?”
他摇摇头。“她极少谈起来美国以前的事情，这也就是很难了解她情况的原因之一。好像她建造了一堵墙，把战前与战后的生活分隔开来。”
我用调羹在桌布上画着小小的圈子。“我觉得自己在抓着一根救命稻草。”
“战争中，我的父亲被派回德国，但你已经知道这事。他也死于那儿，不过我不能完全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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