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_胡绳【完结】(80)

  不料白齐文虽然先是表示愿意进兵南京,却一直拖延不出发。据李鸿章说,这是因为英国在上海的陆军司令阻难的原故。到了十一月,白齐文的队伍忽然闹起事来,还把一向经管“常胜军”饷银的杨坊痛打了一阵。白齐文说,杨坊贪污、拖欠饷银。经过这一场纠纷后,“常胜军”没有到南京赴援,它的统领也改换成一个英国人名叫戈登。戈登原是英国工兵的一个军官,曾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参加进攻北京,劫掠圆明园。李鸿章对戈登非常满意,他说:“英兵头戈登接管,尚循礼法,月糜饷五万,东征西剿,亦尚效命”②。同治二年(1863年)李鸿章进兵苏、常,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靠了戈登的"常胜军"的协助。

  作为江苏巡抚的李鸿章,自称他对待洋人的办法同他的前任薛焕①有所不同。他说:“薛公驻沪多年,与洋人踪迹甚疏,事事讲究体制,面虽曲从敷衍,其意尚以尊朝廷为本。”②又说:“薛公每以洋酋宜疏不宜亲相规,而鸿章之营则无日不有洋人过从,实苦烦扰,然因此气脉通贯,其中遂无敢播弄胁持之者。由于不甚拘体制,若辈亦颇尽情倾吐。”③这就是说,他同洋人的相处关系比薛焕亲密得多。其实,薛焕是完全支持那些一心依靠洋人的绅商买办的,不过他还摸不清朝廷的意向,生怕过于接近外国人,会像前一时期的何桂清那样遭到斥责和惩戒,所以他宁可退居幕后,避免多同洋人直接往来。而且他没有实力,洋人也看不起他。李鸿章不同,他的淮军到上海后,证明还是比较能打仗的,他又有曾国藩的湘军做后台,没有薛焕那种顾虑。他不愿意只经过吴煦、杨坊以及其他绅商买办去同洋人周旋,而要“不拘体制”地同洋人直接接触。他向曾国藩报告说:“何伯(英国海军司令——引者)驻兵在此,与薛、吴诸公(指薛焕、吴煦)向不见面,其待鸿章之礼貌情谊,沪人谓得未曾有。”④因为何伯常常到他的营里和他见面,他就沾沾自喜,引以为荣,这恰好证明他同薛焕和那些奔走奉迎洋人的绅商买办是一路货色。何伯的确对他重视得多,就因为在何伯看来,他比那些人有用得多。

  李鸿章初到上海不久,就表示对洋人的枪炮十分佩服。他说:“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⑤对洋枪洋炮的效用,曾国藩开始还不十分相信。李鸿章竭力说服他的老师。他说,外国兵少而强,中国兵多而弱,原因就在于中国的“枪炮窳滥”。他说,俄国、日本本来很弱,就因为“从前不知炮法”,自从他们“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与英法雄长”。他说:“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他还说,他已在他的部队中实行这个方针:“鸿章现雇洋人数名,分给各营教习。又募外国匠人由香港购买造炮器具。”“又托法英提督各代购大炮数尊自本国寄来。”①购买洋枪洋炮,请外国人当教练,这是当时总理衙门的主张,而首先在自己的部队中实行的就是李鸿章。

  前面已经提到,李鸿章说,他同外国人“委曲周旋”,是为了“外敦和好,内要自强”。所谓“外敦和好”,就是建立反对农民革命的联盟;所谓“内要自强”,就是要靠洋人教练和购买洋枪洋炮来加强自己的反革命武装。这当然是西方列强所十分赞成的。

  李鸿章的一件得意的事是,他在靠戈登的“常胜军”的助力而从太平军手里夺回苏、常地区以后,就做到了遣散“常胜军”。戈登本人虽然离职了,但他所统率的这支军队,包括一些外国人军官,都归并到了淮军里面去。外国人之同意解散“常胜军”,不过是因为李鸿章的淮军已经成了变相的而且更扩大了的“常胜军”罢了。

  (四)知识分子对太平天国的态度

  在国内外一切反革命分子结合起来的时候,革命的农民找不到任何阶级同盟者。当时中国还没有产生能够支持和领导农民革命的无产阶级,也没有出现企图利用农民革命的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阶级。当时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部都是属于地主阶级。不但大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而且中小地主阶级和富农的知识分子,都站在农民革命的敌对方面。曾国藩用维护孔教的名义反对太平天国的宗教思想,就是为了坚定所有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农民革命的信念。

  太平天国革命队伍中也有知识分子,洪秀全本人和冯云山、洪仁玕都是贫苦中农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石达开也是个知识分子,出身于小地主家庭。在太平天国革命队伍中,小知识分子虽然有一些,但为数很少。清朝官方材料中叙述太平军的主要骨干分子的文化程度时,绝大多数都给加上“不甚识字”,至多是“稍通文墨”、“稍通文义”的考语。

  当太平军到一个地方时,大知识分子们大抵都早已逃跑了,但也有些较小的知识分子——用他们自己说法是,“不幸而陷入”太平军中。太平军称他们为“先生”,很愿意请他们来做文墨工作。关于这种情形,有些身历其境的知识分子留下了一些很有趣的描述。例如一个江苏金山人顾深(学问家顾观光的儿子)所撰《虎穴生还记》说,他没有能及时逃走,遇到了太平军。他向太平军表示他是“训蒙为业”,虽然应过考,却还不是秀才(他故意把自己的身份说得低一些)。太平军知道了他是“念书人”,就一定不让他走。他说:“我系文人,不能做生活”。太平军的人说:“不要你做重事便了”。接着他叙述了在太平军队伍中生活受优待的情形。当地太平军的一个头目特别关照说:“这是先生,当择一清净地方与他寝处”。快到除夕的一天,人们要他写对联,他这样叙述道(他在叙述中把太平军称为贼):“贼围绕而看,或为余伸纸,或为余磨墨,纸用红黄二色。一时许已就十余副,群贼相谓曰,他先生的字都不怪。不怪者,犹言不劣也。写对毕,又写拜年帖。……贼又相谓曰:他大字小字都不怪,更加见重。每有问答,必和颜悦色。二十九日,忽庥天安(这是这部分太平军的一个上级领导者——引者)有文书至,群贼围看,皆不懂,字多不识,令余阅之。……字系行书,余一一为具言之。众皆鼓掌大笑,咸曰,‘难得这位通品先生在此,不然将若之何?’自此愈见亲热,有事不明,辄曰:‘呼通品先生来’。……于是相待如一家人。”本来,他还被派打更,这时人们和他说:“打更乃是苦差,明天你不必去”。但这个读书先生却表示愿意继续打更。原来他是想利用打更的机会逃走。不久后,他果然逃出了“虎穴”①。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到,农民革命队伍是很欢迎知识分子来帮忙的。另一个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也有类似的经验。他在所著《思痛记》中说:“盖贼中对于文人,大有礼贤下士之风,每得一人,辄解衣推食,延纳惟恐不周,即拂逆其意,亦柔气假借,不加呵斥也”②。可是这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尽管造反的农民“礼贤下士”,对他们“相待如一家人”,仍旧把革命的农民看作是“贼”,不愿意真心给革命办事。太平天国还仿照科举考试的办法,进行考试,也没有什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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