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南省西南部,澜沧江以东的哀牢山地区,当时居民大多数是彝族。咸丰六年(1856年)这里爆发了以彝族的贫农英雄李文学为首的起义。在起义前两年,太平军战士王泰阶(四川汉族农民)和李学东(四川彝族奴隶)来到这地区发动群众起来"应援天国",他们同李文学和哈尼族的田四浪等一起领导了这个地区的起义斗争。起义军最初只有五千人,逐渐扩展到哀牢山的三万多平方公里的地区。起义的领导权看来是一直掌握在贫农的手里。他们从朴素的阶级感情出发,提出和实行了团结各族贫苦群众同地主阶级作斗争的方针。李文学当过二十年长工,他的起义檄文中说:"......驱逐满贼(清朝统治者--引者),除汉庄主(汉族地主),望我彝汉庶民(各族贫苦人民)共襄义举";他还说:"汉与彝为敌者,豪强也,贫无与也。"起义军执行了"庶民原耕庄主之田,悉归庶民所有,免租薄赋,按岁所获,课赋二成,荒不纳"的政策①。这个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简单易行的反封建纲领,鼓舞和团结了彝汉各族的贫苦人民。
云南省的回族同汉族杂居。早在道光年间,已常发生汉民和回民之间的械斗、仇杀事件,这些事件有些是由于回族中的上层分子利用宗教信仰煽动狭隘民族心理而造成,更多的则是由汉族中的恶霸劣绅挑动起来的。地方官员在处理这些事件时,一般都是偏袒汉人,甚至还同地主恶霸勾结在一起故意制造回、汉冲突,以便混水摸鱼,为自己谋利。在回民中积累起来的愤懑不平,到了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就爆发成了规模相当大的起义。
当时云南各地武装起来的互不统属的回民队伍有许多股,其领导者们的成分和动机是很杂乱的。昆明以南的临安(即现在的建水)一带的回民的主要领袖是马如龙,地主阶级出身,考中过武秀才。他在咸丰七年(1857年)联合其他回民部队围攻并几乎攻占了省城。到了咸丰十一年(1861年)马如龙投降了署理云贵总督徐之铭,带兵进入省城,反过来成了清朝官方镇压起义的回汉各族群众的得力工具,被任为云南提督。和他一起投降的一个回族的掌教马复初还一度署理云贵总督。
昆明以西的回民起义各部队在咸丰六年(1856年)攻占了大理,他们推戴杜文秀做领袖,号称"总统兵马大元帅"。杜文秀出身于世代经商的家庭,本人读过书,是个"庠生",但因家道中落,曾当过小商贩。杜文秀承认太平天国的领导,他"宣布遥奉太平天国南京之号召"①,反对狭隘的民族观点,在他领导的起义部队中注意吸收汉族和其他各族群众参加。
贵州的苗民起义,云南的哀牢山起义和杜文秀起义,在太平天国失败以后,都还继续坚持了若干年,所以关于它们的结局,留到以后去说。
咸丰九年(1859年),在云南东北部昭通府的牛皮寨有蓝大顺、李永和等人拜会结盟,这年八月间他们以一百多人的小队伍进入四川省境,先后攻陷川南一些城镇,力量迅速壮大起来。第二年,进兵岷江以西,前锋达到新津、灌县,使省城成都大为恐慌。清朝政府派湖南巡抚骆秉章率领一部分湘军入川。当湘军入川时,以蓝大顺、李永和、卯得兴等人为首的起义军已经不仅在川西,而且纵横在川北、川中广大地区了。湘军的前锋在重庆西北的合川遭到惨败。但是这支起义军进行的是低级的流寇战争,他们最盛时虽然拥有三十万人,但是分兵四出,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远大的政治目标。他们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在川北的绵州(今绵阳)被骆秉章的湘军击败,同治元年(1862年)又在川西的丹棱、青神一带被围困,全军溃散。这支历时三年的起义军主力就此失败。李永和、卯得兴被俘牺牲。他们曾企图和同治元年初由湖北进入四川长江以南的石达开合作,但石达开始终没有能到达江北。这种合作没有实现。他们的一些残部在蓝大顺等人率领下突围北走,在川北、川东与鄂西活动,后来加入到了太平天国扶王陈得才的进军陕西的队伍里。
以上所说的情形表明,在太平天国影响下,的确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革命的高潮。但是,把这些在天地会、白莲教等等旧式组织中分散地发动起来的力量和一些少数民族中的群众斗争力量领导和团结起来,则是太平天国没有能做到的。
(六)宗教的迷雾和现实的斗争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虽然外国侵略者深入京畿,但是清朝当局丝毫也没有因此而放松长江流域的反农民革命的军事,一点也没有减少这方面的兵力。
在咸丰十年(1860年)侵略军已经到了京城边,皇帝已经逃出京城的时候,八月十一日(9月25日)皇帝下了命令,要远调兵力,来守卫京城。其中要曾国藩"选川、楚精勇二三千名",由曾国藩手下的大将鲍超率领,"兼程前进,克日赴京"①,曾国藩这时正在组织对安庆的包围,他于八月二十六日接到这个命令后,并不立即出兵,在他的答复中用极其狡猾的说法表达了他的政治态度。
曾国藩报告说,鲍超的部队现驻皖南徽州附近,距京五千余里,要三个月才能赶到,“而逆夷(指英法侵略军——引者)去都城仅数十里,安危之际,想不出八九两月之内”,所以鲍超在十一月赶到,已没有用处了。他又说,如果在京城附近还能同“逆夷”“相持数月之久”,那么,只靠鲍超这一级的将领去也不顶事。因此,他表示希望皇帝把他和胡林翼(湘军中仅次于他的一个大头头,时任湖北巡抚)两人中,“饬派一人,带兵北上,冀效尺寸之劳,稍雪敷天之愤”。不过他还说,如果派他或胡林翼北上,那么,在皖南、皖北的进兵就只能停下来,退守江西、湖北了②。很明显,在曾国藩心目中,头等大事还是打太平军,如果一定要为救京城而同外国侵略者打仗,就只能放弃打太平军,这是他所不甘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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