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和法国侵略者对于1859年的这一次意外的失败是不甘心的。但由于中国以外的国际局势的影响,英法两国到1860年初才有可能联合派出相当大的兵力,仍分别由额尔金与葛罗为专使,再一次宣布同中国处于战争状态。
大沽口的炮战在清朝当局看来也是一个意外的事件。这次炮战完全不表明清朝皇帝及其政府对于侵略者的政策有了什么改变。炮战后五天的上谕中说:“驭夷之法,究须剿抚兼施,若专事攻击,恐兵连祸结,终无了期。不如趁此获胜之后,设法抚驭,仍令就我范围,方为妥善”,并且表示担心:“惟恐各官兵,因此次获胜,总以攻剿为是,致误大局”①。所谓“设法抚驭,仍令就我范围”,其实是央求他们仍然前来北京,进行换约。美国公使这样办了,清朝当局在京城和美国人完成换约手续后,还请他们转达英、法公使,希望他们“复寻旧好,进城换约”②。俄国新派的公使伊格那替业幅也到了北京。在咸丰九年十一月间传说英法海军即将到上海时,上谕却要上海地方当局派员“前往间其是否来此议和,于该国调兵等事佯为不知,看其如何回答,或可迎机开导,伸就范围,亦可为弭兵之计”③。朝廷虽然也命令加强海防,准备迎击,其实是没有作战的决心的,所以负责大沽口防务的将军僧格林沁向皇帝不满地说:“用兵之道,贵乎鼓作士气,不宜稍有游移,心无专主。……若今日言和,明日言抚,兵丁与该夷虽有不共天地之心,将领常存畏首畏尾之念,一旦人心懈怠,难再收拾”④。
咸丰十年(1860年)初,两江总督何桂清(此人早就成了上海买办资产者的政治上的代表人物)根据皇帝的旨意,要中国商人同英国商人联系,向英国公使探听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议和。英国人当然提出了一大串新的要求。由于英法军队即将开到,二月十六日(3月8日)英、法公使分别发出给清朝当局的最后通牒,要求"立即和无条件地接受"四项条件,其中包括对大沽炮台的行为"道歉",完全实行天津条约和追加新的赔款等项。他们明知这时清廷还不会完全接受这些条件,所以同时放出风声,说不久就要举兵北上,而且要"拦漕停税"(截夺从南到北海运的漕粮,停止交纳关税),这又是清廷十分害怕的事。
在上海通过买办商人同侵略者进行求和的谈判看来是行不通了。咸丰皇帝忽然表现了强硬的姿态。闰三月初一上谕说:“该夷不自引咎,不遵开导,仍以必不可行之事,志在必行,在中国岂能俯首受其挟持。现在天津等处,设防严密。如果该夷带兵前来,惟有与之决战。但此次用兵之后,该夷断非有心和好,所有前议条约,概作罢论。”①但是还不到一个月以后,由于英法的北上的恐吓尚未实现,皇帝的口气又改变了。上谕说:“如果任其带兵北来,与之决战,即我兵全操胜算,亦必至兵连祸结,后患无穷,终非善策。不若仍在上海反复开导,毋令决意北来,庶可消患于未形”②。所谓“反复开导”就是向敌人要求降低条件,赐与和平。这样的任务仍然交给上海的买办商人及其政治代表两江总督何桂清等人。但是侵略者还是不受“开导”。四月里,英法的一部分军队分别在浙江的定海和山东的烟台等地登陆,并且占领山东的成山角,这是南北漕运必经的海道上的咽喉。五月初,何桂清等在进行所谓“反复开导”时,却在和英法商量,请他们出兵帮同攻打太平军,原来这时太平军正在胜利地东进,已经攻占苏州。何桂清向皇帝奏报说,英法方面对天津条约的全部和今年二月提的四条一点也不肯让步,只要接受他们的要求,不但英、法军北上的危险可以消失,而且他们还可以出兵助战,所以“仰乞皇上天恩,逾格从权,可否准将英法二国原定天津条约及续请四款,淮予照办,庶几南北两衅,可期立时消释。”①这时皇帝表示反对这种主张,而且立即罢免何桂清,令薛焕继任。但薛焕其实完全是何桂清同类的人。五月下旬,英法的军队已经到齐,额尔金、葛罗二人也到达上海,并即启旋北上。薛焕向皇帝报告他的几年来办理“夷务”的经验是:“驭夷之法,全在顺其性而驯之”。他又说:“兹值我国家多事之秋,人人皆知以和为贵。……若不量为变通,恐益滋决裂,惟有姑顺其性,以期抚议有成。”②在这敌兵已经进压国门,按理应该表现抵抗的决心的时候,皇帝却又表示同意薛焕的主张,下令直隶总督恒福在英、法军队到达海口时“拣派善于词令的人,询其来意。”并且“详细开导……或可稍有转机”③。敌人来意如何,难道还需要向敌人打听吗?可是皇帝居然相信薛焕的报告:“该酋等有会齐兵船,……偕抵大沽海口,察看中国如何举动,始决战和之说”,因而认为“是该夷等志在求和之说,尚非无因”④。原来求和的不是自己,反而是武装压境的敌人!
在皇帝的这种方针指导下,实际上成了开门揖盗的形势。英、法军队从容地在没有设防的北塘口登陆,抄袭大沽炮台,轻易地占领了炮台。僧格林沁的部队挂了白旗撤退,而且一直撤退到通州(今北京通县)。天津被敌军占领,实际上是由清朝地方官员把敌军迎进了不设防的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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