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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袁氏当国史》，页354-355。
① 《袁氏当国史》，页384-387。
① 《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首，1936年上海版，页4。
② 同上书，页27。
① 《袁氏当国史》，页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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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
孙中山、黄兴及其他国民党人在1913年反袁世凯斗争失败，流亡出国时，已有了一次轰轰烈烈的革命经验。这次革命虽然取得了推翻清朝的大胜利，却在袁世凯手下遭到了惨败。如何从中吸取教训，决定下一步怎样做，成为他们的重大课题。
在流亡的国民党人中，思想是很混乱的。当时的情形是：“精神溃散，相继败走，扶桑三岛遂为亡命客集中之地矣。谈及将来事业，意见分歧。或缄口不谈革命，或期革命以十年，种种灰心，互相诟谇，二十年之革命精神与革命团体，几于一蹶不振。”①后来，孙中山还追述说，那时亡命于日本的人，“大都垂头丧气”，“以为日日言革命，究竟有何势力，有何方法。彼等以为当二年前吾党已是成功，据有十几省地盘，千万之款可以筹集，三四十万之兵可以调用，尚且不能抵抗袁氏；今已一败涂地，有何势力可以革命？革命进行究竟有何办法？”②
黄兴是领导者中对革命表示沮丧的一个人。孙中山这时在给黄兴的信上批评他说：“中国当此外患侵逼，内政紊乱之际，正我辈奋戈饮弹，碎肉喋血之时。公革命之健者，正宜同心一致，乘机以起。若公以徘徊为知机，以观望为识时，以缓进为稳健，以万全为商榷，则文虽至愚，不知其可。”①
孙中山坚决反对失败主义的情绪。当时他“再三苦劝各同志说：……从前吾党当推翻满清时，何尝有力量？大家皆是赤手空拳。当武昌革命党发动时，亦未有何种方法。不过大家皆明白满清一定要推翻，人人皆有此种信仰，人人皆明白此种道理，但尚未有何种事实可以证明。今日吾等虽失败而亡命，然吾等信用益大，经验益富，而且有事实可以证明。故今次失败，比之三年前，较有信用，有经验，有证据。何以在三年前遇有失败，无不继续奋斗；在三年后，便尔灰心，不肯继续奋斗呢？”②
本着他的革命信念，孙中山在日本创立“中华革命党”（1914年7月8日开成立会）。从他组织中华革命党的方案中，可以看到，他是认真考虑了同盟会在辛亥革命后变为国民党一败涂地的这段经验，企图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以利于再次兴起反袁世凯的斗争。但是究竟如何总结经验，接受教训，却不能认为是已经很好地解决了的问题。
中华革命党成立后，有一个通告向党员们说明“国民党失败之真相，新党再造之苦心”，其中说：“试思国民党之失败，自改组（指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引者）以来，即伏阴毒。份子既属复杂，官僚因之侵入（赵秉钧亦入国民党），将吾党之本来主义抛弃，对于国家，不敢直负责任。主持党务者，半为官僚所软化”③。为了改变国民党这种面貌，中华革命党成立宣言中说：“此次办法，务在正本清源：一、屏斥官僚，二、淘汰假革命党，以收完全统一之效，不致如第一次革命时代（指辛亥革命——引者）异党入据，以伪乱真。”①
中华革命党规定，党员入党时必须按指模，立誓约，誓约的中心内容是：“为救中国危亡，拯民生困苦，愿牺牲一已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②。这是把是否愿意立誓服从孙中山看做是真假革命党人的唯一标准。孙中山对此申述理由说：“不论何党，未有不服从党魁之命令者，而况革命之际，当行军令，军令之下尤贵服从乎？是以此次重组革命党，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要件。凡入党人员，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若口是心非，神离貌合之辈，则宁从割爱，断不勉强。务以多得一党员即多一党员之用，无所浮滥，以免良莠不齐。此吾等今次立党所以与前次不同者。”③
中华革命党成立宣言说：这个新成立的党“为秘密团体，与政党性质不同”④。为什么这样说呢？原来当时人们是完全从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来理解政党的性质和作用的：政党就是要在议会选举中争取席位，以求在取得多数席位时组织内阁。按照这种理解，辛亥革命前的同盟会是革命党而不是“政党”，1912年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就是改组成了政党。既然经验证明，在成为政党后，发生了党员"浮滥"，"良莠不齐"，以及党内意见分歧，步骤凌乱等等弊病，所以孙中山认为必须确认新成立的中华革命党"与政党性质不同"。而且也不说这个党是像同盟会那样的革命党，这显然是因为感到同盟会的分子过于复杂，并不服从一个人的原故。这样，新成立的中华革命党的性质就被确定为一个"秘密团体"。
辛亥革命中发生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现象，这在当时人看来，纵然不是理所当然，也是难以避免的。既然有了革命军，有了新政府，那末，以联络会党，发动武装起义，推翻现政府为宗旨的革命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而要变成争选票的政党了。鉴于革命党在这种思想支配下蜕化变质，国家政权为旧势力篡夺的教训，孙中山在成立中华革命党时提出了划分“军政”、“训政”、“宪政”这三个时期的说法①。《中华革命党总章》规定，军政时期是“以积极武力扫除一切障碍而奠定民国基础”，训政时期是“以文明法理，督率国民建设地方自治”，等到“地方自治完备之后”，才创制和颁布宪法进入宪政时期。总章认为，“宪法颁布之日，即为革命成功之时”，在此以前，都叫作“革命时期”。在革命时期内，“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总章中又把党员分为三等，明确规定他们各自享有不同的权利。在革命军未起义以前入党的是“首义党员”，他们在革命时期都称为“元勋公民”，“得一切参政执政之优先权利”，革命军起义后入党的是“协助党员”，在革命时期称为“有功公民”，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革命政府成立后入党的是“普通党员”，称为“先进公民”，那就只享有选举权利了。至于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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