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_胡绳【完结】(226)

  列宁评论过孙中山的这种主张。他指出:“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是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他又指出,孙中山的战斗的民主主义思想体系带有民粹主义的特色,因为它“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其次是同宣传和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的计划结合在一起的。”认为在中国可以“防止”资本主义,认为中国既然落后,就比较容易实行“社会革命”等等,是小资产阶级空想,列宁称这种空想是“反动的”,即违反历史的发展潮流的。但同时列宁又指出了孙中山的这种带有小资产阶级反动空想的政治纲领和土地纲领中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因为这个纲领实际上是反对压迫群众和剥削群众的封建制度的纲领,是要打碎封建主义的枷锁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条件的纲领。由资产阶级实行土地国有,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而恰恰是为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开辟道路。列宁是在1912年读到译载在外国报刊上的孙中山一篇文章时写下这些评论的50000005_0698_0①。这些评论也适用于同盟会初期孙中山及其同志们发表的包含着类似内容的文章。

  孙中山及其同志们不能明确地认识以封建剥削制度为基础的中国社会的实质,但他们提出了实际上是以发展资本主义为目的的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纲领。他们看到了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的事实,于是他们把自己的民主主义的纲领加上社会主义幻想的外衣,自命为能够造福于全体被剥削的劳动人民,因而认为可以理直气壮地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这种情形是中国资产阶级还处于初兴的阶段的表现。但是中国资产阶级又是极其软弱的阶级。

  虽然资产阶级最激进的民主革命派感到,要实现彻底的反封建的纲领,必须把农民大众这个最强大的反封建力量动员起来,但他们对于早已存在于中国广大农民中的平分土地的革命要求(这种要求曾在太平天国的土地纲领中得到鲜明的反映)视而不见,却从外国搬来亨利?乔治这类资产阶级学者的以推行什么单一税来实行土地国有的说法。他们虽然提出了平均地权和土地国有的纲领,但他们没有能力实现这个纲领。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集中力量推翻清朝统治,也正是打击站在它背后的外国帝国主义。同盟会的成员们都对中国已陷入半殖民地的地位的事实感到愤慨,热烈地企望革命能使得中国获得独立。有些同盟会员明确指出,清朝政府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称清朝为“洋人的朝廷”的陈天华是同盟会发起人之一。又例如在《民报》上撰文的汪东认为,“及今之世,而欲求免瓜分之祸,舍革命其末由”①。这是说,用革命推翻清朝政府是避免中国被列强瓜分的唯一办法。他又说,“外人所以乐存此旧政府,以其为桃梗土偶,便于窃盗”②。这是说,清朝政府已成了外国帝国主义所利用的傀儡。这种看法当然是正确的。

  但是同盟会并没有明确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纲领。《民报》所宣布的“本杂志的主义”六条中,有三条是对国外而言的,这三条是:一、“维持世界之真正之平和”,二、“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连合”,三、“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这三条的含意至少是含糊不清的。《民报》上发表的解释这六条“主义”的文章(它 的作者是胡汉民)力求使“各国”相信,用不着担心因为清朝政府的颠覆而丧失掉它们在中国的既得权益,文章说:“于国际法,旧政府虽倾复,而其外交所订之条约,则当承认于新政府而不失其效力,新政府当继续其债务及一切之义务。……吾人革命军起,必恪守国际法而行,其遂逐满政府,则新立政府必承认其条约,即分割数省,而宣告独立,于各国之债权,亦断许其无损失也。”③在同盟会成立时预拟的《国民军》的《对外宣言》中虽然有“外人有加助清政府以妨害国民军政府者,概以敌视”这样的条款,但同时又有如下的条款:“所有中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偿还外债,照旧担任,仍由各省洋关,如数摊还”;“所有外人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护”①。既然资产阶级革命派如此明确地向帝国主义者表示可以承认他们加与中国的一切枷锁以换取他们的“赞成”,当然不能指望资产阶级革命派会在反帝方面有一个坚决的彻底的纲领。

  革命靠什么力量?——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在同盟会的成员中至少有两种说法。孙中山说:“我们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国民政府,这不止是我们革命之目的,并且是我们革命的时候所万不可少的。”②《民报》的一个署名“扑满”的作者说:“中国之革命军则与欧洲殊(指与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引者),非市民的革命,乃一般人民的革命也。”③这是一种说法。《民报》上还有另一种说法。汪东说:“革命之主动,皆中等社会而无乱民也”。汪东把封建社会中的农民起义看成是“乱民”。他以为法国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造成了过多的混乱,而中国的革命将能够完全“有秩序地进行”。他说:“中国异是(即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不同——引者),半出于诗书大族,痛心沦亡,思驱东胡杂种,是以枕戈待旦,皆抱刘琨之志,请缨击敌,或当终军之年,精诚交孚,合谋大举,或有悖德之行,则与众弃之。法之乱也,自下而上,今乃反之,则秩序可保”④。由此可见,汪东虽然也主张要发动革命军,但他认为,革命的“主动”一定要由“中等社会”掌握,而他所企望的“中等社会”,主要是反满的“诗书大族”,这种观点明显地表现着对于下层群众的革命行动的恐惧,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的右翼的观点。上述前一种说法中所谓“平民革命”、“一般人民的革命”,虽然是很模糊的概念,但这是属于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观点。抱这种观点的人企图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来掌握革命领导权,但他们至少在主观上要求发动下层人民群众的力量,而自居于全体“平民”和“一般人民”的代表者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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