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_胡绳【完结】(190)

  这时,各国的海军舰艇开到大沽口的已近四十艘,其中且有十艘炮艇驶入大沽口内。登陆驻在天津租界的各国军队有三千多人。五月十四日(6月10日),在英国的倡议下,从这里面抽出了一支包括上述各国的官兵共二千人,由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统帅,前往北京。裕禄虽然想阻止他们成行,但他们仍然取得了所需要的机车和车厢。但是这时,铁路已经遭到义和团的破坏,这支由西摩尔率领的军队沿路遭到武装的义和团群众的袭击,他们费了五天的时间只走了从天津到北京不到一半的路程。由于伤亡很多,也由于粮食弹药接济困难,这支军队终于只能很狼狈地向天津撤退。

  清朝政府在得到西摩尔的军队离开天津往北京来的消息后,认为如果听凭外国军队“纷至沓来,后患何堪设想”,命令裕禄加强大沽口和天津附近的防务,“倘再有各国兵队欲乘火车北来,责成裕禄实力禁阻”。这是给裕禄出了个难题。裕禄在五月十九日的回奏中委婉地说:“若再有洋兵进京,自当以理阻止。彼如不听,若以兵力拦阻,必即开衅。现在中国兵力、饷力,即一国尚不可与敌,况以中国而敌八国之兵,其势万难与争衡,断无失和之理。”这是说,他无法“实力禁阻”外国军队入京。那么怎么办呢?裕禄说:“察探各国(驻天津)领事之意,如中国肯于剿办拳匪,诸事尚可和商。……为今之计,如能庙谟早定,明降严旨,特派大员将滋事拳匪,严行剿办,庶各国洋人无词可借,即续派兵进京,既可以理商阻,于大局亦可借资补救。刻下事机危迫,倘再迟疑不定,则内患外侮,相逼而来,实属无从措手。”①他认为,只有对义和团实行“剿办”,才能使各国满意,不再出兵,而且即使出兵,“于大局亦可借资补救”,这暗含着可以借外国兵来帮助“剿匪”的意思。他把责任推给朝廷,要朝廷早下决心。

  到了五月二十四日,裕禄又上奏说:“天津义和团民,近已聚集不下三万人,日以焚教堂、杀洋人为事。值此外患猝来,断难再分兵力剿办拳民,势不得不从权招抚,以为急则治标之计。当将该团头目传集,示以收抚之意。该头目等均称情愿报效朝廷,义形于色。”②同是一个裕禄,只相隔五天,前一奏折中称义和团为“拳匪”,认为必须加以“剿办”,后一奏折中称为“团民”,认为可以“从权招抚”。裕禄这个一百八十度的弯子,是跟着北京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朝廷的风向而转的。

  五月二十日起,连续四天,慈禧太后召集大臣,举行御前会议。这时,朝廷大臣中,基本上有两派意见。军机大臣王文韶、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吏部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联元、太常寺卿袁昶等人都主张一定要把义和团当作“乱民”镇压下去,这样才能使洋人满意,不再派兵入京,万万不可得罪洋人。这是一派主张。另一派人则以端王载漪、庄王载勋、辅国公载澜、大学士徐桐、协办大学士刚毅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义和团势力已经无法扑灭,如果强行剿办,那就会立刻在京畿一带造成大祸,而且义和团有“法术”,可以靠这种法术来战胜洋人,所以他们主张招抚义和团,利用它来一战消灭洋人势力,把洋人赶跑。前一派意见,代表了洋务派官僚的立场,当时有力的封疆大臣两广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山东巡抚袁世凯都是这种主张。已经处于无权地位的光绪皇帝是支持这种主张的。经过御前会议,这一派人失败了,慈禧太后采纳了后一派人的主张。后一派人所代表的是封建主义的极端守旧派的主张。他们既害怕洋人势力,屈服于洋人势力,又幻想有个奇迹出现能使他们恢复没有洋人的封建主义的一统天下。他们也极端害怕人民群众的力量,崛起在京畿的义和团使他们惊惶失措。而义和团的装神弄鬼的迷信色彩和“扶清灭洋”的旗帜,又使他们感到这可能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奇迹到来了。

  慈禧太后的统治向来平衡地运用洋务派与极端守旧派这两部分官僚。在有关洋人的事务上,她经常是靠洋务派的大臣们来办事的。但在这几天御前会议上她采纳了极端守旧派的主张。这并不是表示她排斥了洋务派官僚,而是她在充分估计了当时形势后所选择的一个对自己比较有利的决策。主张剿灭义和团的一派人的主要发言人,一个官爵较低的官员袁昶在他的日记中记载道:在二十日的会议上,他“力言莫急于先自治乱民”,就是说,当前最急的事是用自己的力量消灭义和团,然后才能同外国公使商量,请他们不要再调兵入京。对此,慈禧太后说:“现在民心已变,总以顺民心为最要,汝所奏不合”①。这个富有统治经验的老妇人看出了,对于就在自己脚底下的已经表现为暴烈行动的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民心”,如果不至少暂时采取“顺”的策略,打击就会立即落到自己头上。事实上,当时清朝政府没有力量来自行消灭弥漫京城的义和团,更无法保证在皇城脚下用兵不会造成无法收拾的灾难。

  就在御前会议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又实行了一个新的严重侵略步骤。五月二十日(6月16日)夜间,在大沽口,由俄、英两国官员代表俄、英、德、法、意、奥、日本七国通知清朝守将罗荣光,说是因为清朝当局"并不实力剿办"义和团,而且在海口安设了水雷,"明系有与各国为难之意",所以各国要求次日清晨二时"让出大沽南北岸炮台营垒,以便屯兵,疏通天津京城道路"①。二十一日,法国驻津总领事把同样的通知交给直隶总督裕禄,但事实上,各国舰队这时已经炮轰大沽口炮台,并且迅速占领了这些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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