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 《戊戌履霜录》卷一,页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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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新派和洋务派的论战
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在实际上宣告洋务派破产,而在政治上、思想上驳倒洋务派则是维新派的功绩。维新派相当全面地批判了洋务派的主张,从批判中阐明了自己的变法维新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路线。
在这场论战中,维新派主动发起进攻,生气勃勃,发表了大批具有鲜明的观点,论辩性极强的文章。在洋务派方面,论战的主角是张之洞。除了以他的名义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发表的《劝学篇》外,他的一些幕僚和追随者也发表了大量攻击维新派的文章。顽固的守旧派当然坚决反对维新,他们也参加论战,成了洋务派的同盟军,但并不能使洋务派增添多少力量。
论战所涉及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但中心问题是一个,就是要不要让资产阶级参与政权,实行君主立宪,以代替向来的地主阶级一个阶级专政的君主专制制度。
洋务派也用过“变法”的口号。维新派从事实出发批判洋务派的变法,使自己的主张同洋务派区别开来。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在《上皇帝第四书》中就说:"近者设立海军、使馆、招商局、同文馆、制造局、水师堂、洋操、船厂,而根本不净,百事皆非。故有海军而不知驾驶,有使馆而未储使才,有水师堂、洋操而兵无精卒,有制造局、船厂而器无新制,有总署而不通外国掌故,有商局而不能外国驰驱。若其徇私丛弊,更不必论。故徒糜巨款,无救危败,反为攻者借口,以明更张无益而已。"他把洋务派的变法称作是"积习难忘,仍是补漏缝缺之谋,非再立堂构之规,风雨既至,终必倾坠。"①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把洋务派的变法称为"小变"。"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②同年,在《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折》中他又说:"今天下之言变者,曰铁路,曰矿务,曰学堂,曰商务,非不然也,然若是者,变事而已,非变法也。"他指斥洋务派的变法仅仅是"变事",认为"变一事者,微特偏端不举,即使能举,亦于救国之大体无成"③。他认为洋务派的变法只能叫做"弥补",而弥补并不是真正的变法。他声称自己所主张的变法是"扫除更张,再立堂构"①。因此是根本的变,不是枝节的变;是"大变",不是"小变"。
洋务派不能否认他们自己的一套已经宣告失败的事实,只能进行狡辩。张之洞称维新派为“苛求之谈士,”把他们的批判斥为“局外游谈”,他不承认洋务运动本身有弱点,认为失败的原因是由于“国是之不定,用人之不精,责任之不专,经费之不充,讲求之不力”②,这种辩解是很无力的。
维新派主张从“根本”上进行变法,那么究竟什么是“根本”呢?通过论战,维新派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明。
光绪二十二年七月,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变法通议》中的一节)。他也同他的老师一样指斥洋务派是“补苴罅漏,弥缝蚁穴,漂摇一至,同归死亡,而于去陈用新,改弦更张之道,未始有合也”。他说:“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③差不多同时,谭嗣同也与人辩论说:轮船、电线、火车、枪炮、水雷以及织布、炼铁机器,都不过是“洋务之枝叶,非其根本”,他讥笑洋务派对于西方的“法度政令之美备,曾未梦见”④。可见,在他们看来,变法的本原或根本,就是要改变“官制”,要学西方的“法度政令”。
光绪二十四年初,康有为在答复总理衙门大臣宜如何变法的询问时,声称:“宜变法律,官制为先”①;同一个时候,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又说:“故制度局之设,尤为变法之原也”②,同梁启超讲的是一个意思。他们要求改变官制就是要实行君主立宪制度。
洋务派的主张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八个字。什么是“中学为体”呢?张之洞解释说:“夫所谓道本者,三纲四维也。”③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四维指礼、义、廉、耻。这是封建社会的等级关系和宗法关系的规定,实际上就是指封建地主阶级专政。封建守旧派连“西学为用”也不赞成,但“中学为体”却是洋务派和守旧派一致同意的。维新派的言论家们虽然并不能真正同封建思想彻底决裂,但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企图把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观念输入中国,这就动摇了“中学为体”这个原则。在他们和一切封建主义者之间也就不能不形成尖锐的对立。
早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严复就在《辟韩》一文中批判了君臣之伦,他以为,工人、农民、商人为便于从事自己的本业,才共同推举了一个君主来保卫他们的生命财产。"故曰君臣之伦,盖出于不得已也,唯其不得已,故不足以为道之原"④。严复不能从阶级观点出发说明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但他用这种说法否定了君臣之伦是"天道",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观点来驳斥把君臣关系看成主奴关系的封建主义传统思想。这篇文章于光绪二十三年在《时务报》上转载后,为反对"中学为体"的路线提供了理论根据。谭嗣同在《仁学》中对君臣之伦,父子之伦,夫妇之伦都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不仅同严复一样,认为"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君末也,民本也",而且提出了"君为独夫民贼"的看法。他否定封建主义的父子关系、夫妇关系。他指出:"独夫民贼,固甚乐三纲之名,一切刑律制度皆依此为率,取便己故也"①。《仁学》虽在他死后才刊行,但这类思想是维新派批判封建主义的武器,并已开始在社会上传布,当无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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