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_胡绳【完结】(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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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光绪政要》卷二十二,南洋官书局宣统元年版,页16。

  ②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页407。

  ① 《民国巴县志》。转引自《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四期,页14。

  ② 《山东近代史资料》第三分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61年12月版,页36。

  ③ 《光绪政要》卷二十四,页3。

  ④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七日上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此书以后简称《戊戌变法资料》)第二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页16。

  ⑤ 《李忠节公奏议》第十二卷,转引自《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1961年版,页90。

  ⑥ 《刘坤一遗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页1023。

  ⑦ 同上书,页1076。

  ① 原载《北华捷报》1899年9月11日。转引自《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页183。

  ① 《光绪朝东华录》,页3632。

  ② 《湘报》第十七号,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页66下。

  ① 《光绪朝东华录》,页3649-3650。

  ② 《张文襄公全集》卷七十九,页8。

  ③ 《湘报》第十五号,页57下。

  ④ 《光绪朝东华录》,页3991。

  ⑤ 光绪二十二年山东巡抚李秉衡奏。转引自范文澜:《中国近代史》,页409。

  ⑥ 《湘报》第七号,页28上。

  ⑦ 《北华捷报》1899年3月20日。转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页172。

  ① 《赫德致杜德维函》。转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页54。

  ② 《湘报》第一○六号,页422上。

  ③ 《戊戌变法资料》第二册,页140、145-146。

  ④ 《中日战争资料》第三册,页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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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暴风雨的前奏

  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锋芒直接指向最凶恶的敌人帝国主义列强。

  反教会的斗争仍然在这个时期广泛地发生。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的几年间,这种斗争越来越同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挽救祖国危亡的总目标联系了起来。它的意义是不能简单地用杀死教士和焚毁教堂的数目来估量的。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五月,马关条约签字后不久,由四川省城开始爆发的反教会的群众暴动,蔓延到川西、川南许多地方。这次暴动发生前,成都广泛流传这样的消息:"某家有牛忽作人语,言后年外人将攻四川";"外人拐杀小孩榨取油脂"等等①。这类传说成了暴动发生的引火物,足以说明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反抗斗争已达到一触即发的地步。

  成都暴动尚未平静,同年八月,福建古田的秘密会社——斋教又发动了反教会的革命暴动。斋教是白莲教的流派,活动于湖南、江西、福建一带。这时,福建斋教队伍迅速扩大,拥有会员一万二千人。它的基本群众是贫农,此外还有苦力、矿工、手工业者、小商贩以及一些从台湾撤退下来的士兵。古田斋教群众在刘祥兴(江西人)等人领导下,号召抗税,定期举行起义,被英、美教士侦知,向古田知县告密。愤怒的人民把斗争锋芒直指帝国主义。领导者号召群众说:“不把洋人消灭干净,人民受苦受难就永无终止之日”②。群众高举红旗,上写“龙爷将要征服外国人的上帝”①。他们手持刀枪,焚烧教堂和洋人住宅。暴动的群众借宗教的语言表达了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意志。俄国驻福州领事波波夫向他的外交部报告说:“中国人袭击教士住宅,其目的不是掠夺而是杀人,为了报仇雪恨,而非抢掠财物。”②这个俄国官员清楚地说出了这次暴动的政治性质。

  成都、古田暴动相继爆发,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朝政府异常恐惧。美国政府认为:中国发生的暴动,“目的不仅是反对传教士,而是蔓延全国的排外运动的一部分”。因此它决定增强在亚洲的舰队,宣称“这是由于远东局势可能将比现在变得更加可怕的危险性所决定的”。英国在香港的《孖刺报》惶惶不安地写道:中国人的“排外”情绪“现在已具有全民性的规模”,暴动的接踵出现“已如明天出太阳一样无可置疑”③。清朝政府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在成都,杀了朱瑞亭等六人,还有十七人枷杖充军;在古田,逮捕了二百余人,二十六人被判死刑,十七人被流放。

  美国驻华公使田贝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说:“单是要求赔款和杀戮一些下流社会的匪棍,对整个中国人民来说,还不够发生恐吓的效果”,他认为还必须惩办一些高级官吏④。在帝国主义压力下,四川总督刘秉璋和川闽地方官员十四人被撤职。帝国主义的目的是要督促清朝官员们切实负起保护外国侵略者的任务来。果然,各省各地都立即根据总理衙门的咨文作出了有关保护外国教会的命令、通告、章程等等。例如湖广总督命令所属“凡有教堂处所,密派兵役,认真巡查,妥慎保护。”“倘有造言惑众,以及匿名揭帖,定当按律拿办,决不姑宽。”①直隶省保定府的布告中说:“西人传教,无非劝善为心,我邦务须一视同仁,切勿轻听浮言,以免别生事故,而再失吾华体统。……倘有奸徒造言惑众,遇事生风,则国法俱在,定当严拿惩办,决不姑宽”②。封建统治机器虽然用全力进行防范,但是光绪二十二年、二十三年(1896、1897年)间反教会的风暴继续席卷湖南、湖北、江西、江苏、贵州、四川、山东等省数十州县。清朝政府在二十四年六月"谕各省大吏实力保护传教西人,不准再有教案。"③七月又通令各省负责官员"实力保护教堂教士。"④官方的一切禁令恰恰好像是火上浇油。一个英国传教士梅殿华哀叹说:"虽迭奉上谕,剀切开导,官府亦屡经出示,严禁滋事,而毁教堂、杀教士之案,几于无年不有,......闹教之祸愈禁而愈不能止。"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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