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曹福田还有一丝清醒,即不焚洋货,不罪商民。这比二十世纪上半期的学生运动动辄“抵制日货”的“愤青”行为还算有些常识。一个群体愚昧的民族,蛤蟆耗子能成精,是一种普遍的、周而复始的奇观。上当总是必然的。在接受世界文明之前,中华民族决无政治免疫力,这也注定了每有野火,曹福田式的人物都可以轻易变成群众领袖。
铺排到这里,相信读者对义和团的历史面目会有一个大体的印象了。还有一处“点睛”之功,不能不述,此即义和团于北京围攻各国驻华大使馆事。这是一件超国家级的大行动,是义和团由烧教堂、戮教民、杀教士而逐步升级的大功德。忽略了这一峰巅性事件,对义和团便难于作出盖棺之论。
前文已述,义和团入京,不是“闯”入、“打”入的。
有人“放行”,有人“延请”,一放一请,义和团即以“和平进军”的姿态进入九重皇都。有人请,即避免了牺牲;请者又是王爷与太后,这则让义和团从上到下都感受到皇恩浩荡。大烧、大杀、大抢的同时,这支“扶清”的民兵队伍也貌似恭顺地在王爷们协调下显示了几次“神拳”神力。
一是配合驻京武卫军攻打西什库教堂(北堂),前后历六十天整(6月16日—8月14日)。教堂内仅有正规守兵四十人,加上临时武装的教民若干,而围攻者却有数千之众。教堂巍然不动,义和团与武卫军则伤亡无数(仅围攻第一天的第一次冲锋,义和团即有四十八人毙命)。
二是配合武卫军围攻位于东交民巷的各国驻华使馆。围攻从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开始,到七月二十日(8月14日)结束,共五十六天。史料显示,义和团仅仅参加了围攻初期五六天的战斗。由于武器低劣,义和团团民的冲锋总是被使馆守军的排枪遏制,牺牲巨大。受挫后,义和团以火攻为主,即靠近使馆往里投掷火炬、火球。处在使馆区边缘的比利时、奥地利、荷兰、意大利使馆,遭火攻而焚毁。另外各使馆亦不同程度受损。围攻结束,各使馆死亡数为五十八人,负伤为一百三十人,伤亡总数为一百八十八人。·輧·輷·訛 而进攻一方,损失极大。武卫军“死者无虑四千人”, 义和团死伤无确数,但不会太少。因为围攻之初,义和团还迷信“神功”、“神拳”真的能让他们刀枪不入,妄目冲锋,牺牲自然惨重。
但这牺牲与“灭洋”、与“爱国”都搭不上边儿。一个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则是:在八国联军这支“洋军”的进犯过程中,义和团并未参加北京保卫战——在参加了最初一星期的使馆围攻战后,义和团在北京的任务主要是骚扰地方安宁;也未参加天津保卫战——除零星扰敌外,他们倒是认真扯了聂士成部武卫军的后腿。“洋军”压境后,义和团出于自保,化整为零,在京、津之郊偶有袭敌之举。这与清朝正规军勇敢而无效的抵抗,构不成“并肩作战”或“联合作战”的格局。当代史家混化军功,总想给义和团“灭洋”捞分,看来证据不足。
“灭洋”,谈何容易。但“惹洋”的任务,义和团总算完成了。
仅以焚堂灭教后又助攻各国大使馆一事论定,义和团便超额完成了招惹洋人大举入侵中国的任务。有心人如果列一张时间表,看看洋人们究竟是在哪一天才决定入侵京津的,就可以理出“侵略”与“引发侵略”的必然联系。
今天,我们固不能小看围攻一个正常邦交国大使馆的事件。
退回一百年,这也不是当代愤青所理解的“爱国行动”。因为,即便在“侵略与反侵略”的背景下,中国也是依据国际公法、国际惯例或国际关系准则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在外交关系确立的背景下,烧教堂,杀教民,戕教士,戮公使,毁使馆,不但是非人道的,也是公然的、单方面的“战争行为”。清政府假义和团之手开了一个践踏国际公法的先例,八国联军的战争罪行,是在这一铺垫基础上的借力打力。
有因有果,有罪有罚;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二、“五大臣”喋血菜市口
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仲夏,由于直隶近京各州县十万(一说二十万)义和团汇聚京师,北京城的外廓内城,大街小巷,一时间涌动起红色的人流——红头巾、红护腕、红腰带、红缨枪、红刀穗、红旌旗、红披风,再加上因为干热、因为兴奋、因为意外地扬眉吐气、当家作主而焕发的满面红光,真的让红色泛滥成帝王之都的第一流行色了。
燃烧的红色,是火。从外省烧到京城,义和团们从火焚一个旧世界中获得了破坏的快感。
流淌的红色,是血。教民的血、教士的血、外国公使的血,再渗进义和团的血,血流成河,中国人从这条血河上还能找到归海的路吗?
连义和团们也没想到,在他们被人“放”入、“请”入北京城渲染“红海洋”时,竟然有人因为否定他们的革命行动而遭杀戮——五位清朝大臣,人头落地,鲜血喷射,给已经“赤化”的北京,再抹上一层血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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