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Ibid．
[8]James Harding，“Into the Heart of Suburbia，”Financial Times，January 15，2005．
(1)即俄亥俄州。——译者注
(2)“安全妈妈”是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的特殊选民群体，她们都是已经结婚的白人母亲。自从“9·11”恐怖袭击之后，就格外关注恐怖威胁和安全问题。——译者注
(3)阿米什人是基督新教再洗礼派门诺会中的一个信徒分支，以拒绝汽车及电力等现代设施，过简朴的生活而闻名。——译者注
(4)即女性白人工人阶级。——译者注
(5)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岛屿。如果说克劳福德农场代表的是南方，那么玛莎葡萄园则代表东北部。它们分别象征保守主义和自由派。——译者注
附录
众议员的保守主义得分情况
*平均得分和中位数得分是全体435位国会成员的得分
我们认为，分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意识形态总参考指标，但并非完美无缺。一位共和党国会议员上午可能会高兴地呼吁政府少一些干预，下午却会企图增加有利于其选区的拨款法修正案。同样，小州的得分情况也是不可靠的。例如，怀俄明州在1972年的得分是0分，而1986和2002年的得分则都是100分，这是因为该州只有一个国会议席。1972年，该州的议席由肯尼迪式的民主党人特诺·龙卡利奥（Teno Roncalio）占据，他投票支持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和法院下令的取消种族歧视，但反对《简·方达法案》。1986年，毫不退缩地追求保守主义路线的迪克·切尼占有该议席，现占有该议席的芭芭拉·卡宾（Barbaba Cubin）也是这样一个人，她投票支持从《反弹道导弹条约》中撤出，以及扩大福利改革法的范围。利用意识形态得分进行的精确分析，可参见基斯·普尔（Keith Poole）和霍华德·罗森塔尔（Howard Rosenthal）合著的《国会：唱名表决的政治经济学历史》（Congress：A Political-Economic History of Roll Call Voting，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一书的第165~183页，更直接的解释可参看琳达·福勒（Linda Fowler）在《立法研究季刊》（Legislation Studies Quarterly）1982年第401~413页上的文章《利益集团如何为国会议员的投票记录得分选择议题》（How interest groups select issues for rating voting records of members of the U．S．Congress）。
致谢
如果没有创作题材方面的合作，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想象一下吧，如果两位美国保守派嚷嚷着说要写一本有关美国新闻业状况的著作，情况会是如何。在我们对右派美国的心胸进行听诊的过程中，它很少对我们表示厌烦。不幸的事件有过几次，其中一次是南方人把我们为之效力的雇主的名字（《经济学人》杂志，英文名为Economist）误听成《共产主义者》（Communist）。不过大多数人对我们这两个好刨根问底的英国人充满耐心和善意，他们欢迎我们进入他们的教堂和大学，向我们透露智库和压力集团的内部工作程序，让我们知道他们动员亚拉巴马州选民或建立反克林顿图书馆的计划。感谢上帝我俩不是法国人。
为了避免被指责说带有偏见，需要补充一下，我们从许多自由派那儿也得到了殷勤款待，他们试图说服我们，认为我们的观点完全错误。在本书导论中，我们说自己有不偏不倚的优势。当然，与我们交谈的绝大多数美国人，恭维地将我们看作是立场客观的证人，而不是党派私利者或者邪恶的外国间谍。
许多人读过本书的手稿。约翰·迪克森（John Dickerson）、吉利恩·皮尔（Gillian Peele）和西蒙·格林（Simon Green）都曾指出本书的大小错误。我们尤其要感谢我们的同事安·罗（Ann Wroe）和我们的英国编辑斯图尔特·普罗菲特（Stuart Proffitt），他们在本书还远未定型的时候读了手稿，并提出了很好的改进意见。如果没有马克·多伊尔（Mark Doyle）为我们查证事实，并拟定不同届国会的保守性等级，本书也不可能完成。我们也要感谢索菲娅·布拉德福德（Sophia Bradford）为我们提供的图片和彼得·温菲尔德（Peter Winfield）为我们提供的地图。我们还要感谢马里奥·普拉特罗（Mario Platero）、阿里亚德妮·普拉特罗（Ariadne Platero）、赞尼·马拉比（Zanny Mallaby）、塞巴斯蒂安·马拉比（Sebastian Mallaby）、夏洛特·达西（Charlotte Duthie）和约翰·达西（John Duthie），尤其是理查德·米克尔思韦特（Richard Micklethwait）和简·米克尔思韦特（Jane Micklethwait），感谢他们奉献时间，为我们提供膳宿。
有斯科特·莫耶斯（Scott Moyers）做编辑，对我们来说是莫大的幸运。他一直是建议和热情之源，唯有在确信我们是正确的时候才会缓和下来。我们也要感谢索菲娅·费尔斯（Sophia Fels）和安·戈多夫（Ann Godoff）给我们提供的帮助，还要第四次感谢出类拔萃的代理商安德鲁·怀利（Andrew Wylie）。
我们也要感谢那些以最大耐心容忍我们的人。比尔·埃莫特（Bill Emmott）是一位慷慨的编辑，我们要感谢他允许我们再次使用我们在《经济学人》杂志上写的文章。我们还要感激露西·塔隆（Lucy Tallon）、雷切尔·霍伍德（Rachel Horwood）、维尼夏·隆然（Venetia Longin）、约翰·帕克（John Parker）、赞尼·明顿·贝多斯（Zanny Minton Beddoes）、多米尼克·齐格勒（Dominic Ziegler）、布赖恩·比达姆（Brian Beedham），感谢他们宽容这两位办公室里的近邻。卡罗尔·霍华德（Carol Howard）、约翰·皮特（John Peet）、克莱夫·克鲁克（Clive Crook）、约翰尼·格里蒙德（Johnny Grimond）、约翰·斯马尼亚克（John Smutniak）、芭芭拉·贝克（Barbara Beck）在具体问题上为我们提供过帮助。感谢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再次从他在布鲁塞尔那偏居一隅的居所为我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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