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社区协会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快速增加并非偶然，因为同时期通过的《13号提案》削减了地方政府的税收。协会的增加也与私立学校和私人保镖数量的增加同步发生。现在，南加利福尼亚州私人保镖的数量是“公共”警察的4倍。美国中产阶级中放弃国家的人日益增多，他们把家安在私人道路旁，送孩子上私立学校，在私人俱乐部里打高尔夫球。当一切都由私人提供的时候，为什么还要麻烦自己去支持公共服务呢？有些较老的封闭式社区投票禁止公立学校进入。CC&Rs代表的是一种私人化的法制形式。许多社区只对房屋如何出售进行约束，但是，约束的条条框框正变得越来越多。对狗的最大重量——通常是30磅——的规定日益普遍。CC&Rs胜过大量的地方性法律（例如按照财产出售的合同法律）。更具强大影响力的是，社区能够规定什么人才可以进来居住。许多退休者居住的城镇要求每所房屋中至少有一人年逾55岁，并且不允许儿童入住。
这种安泰姆镇式的分离主义乌托邦的扩散，可能会给美国带来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穷人被迫继续住公共房屋、上公立学校、乘公共交通，他们该怎么办？但他们同样是保守主义基层战士的繁殖力所在。这不仅是一个关乎私利（既然自己的孩子上私立学校，为什么要为公立学校埋单？）的问题，还是一个关乎意识形态的问题。虽然美国自由主义与政府纠缠在一起，但是，住房市场增长最快的部分是基于与政府分离的思想，那才是该让希拉里真正绝望的阴谋——使美国保持保守的阴谋。
一种完全美国式的信仰
美国保守主义不仅是保守主义，而且是美国式的，这一事实很重要。就像移民一样，保守主义在美国已经被彻底同化了，以至于它的欧洲亲戚已经再也认不出它来了。美国保守主义特别吸收了该国最为普遍深入的三个特点：乐观主义、个人主义和对资本主义的简单信仰。在吸收这三种思想的同时，它却丢弃了——或者说忘记了——欧洲保守主义一些最根本的信仰：怀疑主义、悲观主义和对社会等级的信仰。
1890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认为，美国保守主义的成功是因为它免受封建主义的束缚。他认为，“美国是纯粹的资产阶级国家，甚至没有封建主义的过去，并且以自己纯粹的资产阶级制度而自豪”[27]。今天欧洲的保守主义政党，更可能把自己打扮成社会民主党而非封建主义政党。但是今天的美国保守派依然是“纯粹的资产阶级”，并且正像19世纪90年代那样，对资产阶级的社会组织感到自豪。这解释了他们与欧洲保守派之间存在的差别并持续获得成功的原因。
此时的美国尤其处于一种党派纷争的情绪之中，畅销书榜上都是党派性的长篇大论，政治领袖则几乎都把对手称作叛徒。但重要的是要记住，这些怒火中烧的派性分子之间的共性却比他们自己意识到的要多。我们目睹了保守主义被可称为美国主义的东西所改造，现在，我们要来看看这股力量如何改造自由主义。
[1]Paul Waugh，“New Rights for Gay Couples Divide Conservative Party，”The Independent，December 7，2002．
[2]欧文·克里斯托尔是首先指出这一点的人之一，参见Irving Kristol，Neo-Conservatism：The Autobiography of an Idea（New York：Free Press，1995），pp．377~378．
[3]约翰·米克尔思维特是中间偏右的智库“政策交换”（Policy Exchange）的一位主任，可惜没有报酬。
[4]E．J．Dionne，Why Americans Hate Politics：The Death of the Democratic Process（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2），p．173．
[5]George H．Nash，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in America Since 1945（Wilmington Del．：Intercollegiate Studies Institute，1998），pp．181~182．
[6]Kristol，Neo-Conservatism，p．25．
[7]引自J．Davis Hoeveler，Watch on the Right：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s in the Reagan Era（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1），pp．54~55。
[8]Nash，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in America，pp．xiv~xv．
[9]Lou Cannon，Governor Reagan：His Rise to Power（New York：Public Affairs，2003），p．120．
[10]Max Beloff，“Of Lords，Senators，and Plain Misters，”Encounter 68（April 1987），pp．69~71；“An Exchange Between Max Beloff and Irving Kristol，”Encounter 69（June 1987），pp．69~71．
[11]引自Simon Heffer，Like the Roman：The Life of Enoch Powell（London：Weidenfeld and Nicholson，1998，p．961．）。
[12]引自Roger Scruton，The Meaning of Conservatism（London：1998），p．xiii。
[13]引自Michael Bentley，Lord Salisbury's Worl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253。
[14]Eustace Percy，Some Memories（London：Eyre & Spottiswoode，1958），p．105．
[15]Michael Oakeshott，Rationalism i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Indianapolis：Liberty Press，1991），p．411．
[16]“What a Lot of Old Tosh-Lyrical Certainties from John Major？”Independent on Sunday，April 25，1993．这一短语碰巧是摘自乔治·奥威尔的作品。
[17]Lee Edwards，The Power of Ideas：The Heritage Foundation at 25 Years（Ottawa，Ill．：Jameson Books，1997），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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