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或许以为，反恐战争会令保守派团结起来，但这似乎只是凸显了他们之间的分歧。对阿什克罗夫特来说，这已成了他个人的宗教战争。当听说“9·11”事件的时候，他立即对司法部的工作人员说：“这将改变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从此他将它描绘为一场反对“邪恶阴谋”的战斗。阿什克罗夫特和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是代表小布什政府惩罚恐怖嫌疑犯意愿的具体化身：设立秘密军事法庭、选派美国公民作为敌方战斗人员、窃听清真寺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据说，肯尼迪领导的司法部在打击有组织犯罪方面是如此坚定，以至于犯罪集团成员在人行道上吐口痰都会被逮捕，而阿什克罗夫特领导的司法部，甚至不让恐怖分子有吐痰的机会。赖特温的方法有更多细微的差别，作为影子内阁的内政大臣，他同样提倡更严厉的判决，但他也谈到民权，并且对恐怖主义背后的原因更为不安。阿什克罗夫特优先考虑的是保护美国人免受另一次灾难性的攻击。对于伊斯兰世界动荡不安局面的社会原因，他还不像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对爱尔兰天主教的社会原因那样感兴趣。对他而言，重要的是将敌人逼上绝路。
不同种类的保守主义
人们很容易误以为这些分歧是个性所致，阿什克罗夫特是小布什内阁中在社会问题上最保守的一员，赖特温与保守党以前的某些内政大臣（其中包括迈克尔·霍华德）相比更具亲和力。但是，大西洋两岸不同的保守主义之间的鸿沟虽没有几英里宽，但也有好几码深，这时，性格方面的差别是微不足道的。双方之间的鸿沟部分是由政治组织的差异所致，部分是由信仰上的差异造成。
在本书中，政治组织上的差异是一以贯之的主题，在此只须最简要地概括一下即可。把阿什克罗夫特拥上美国司法部部长位置的那一类群众运动（该运动的兴起我们已在本书中有记载），在其他地方都不存在，至少在右派是完全不存在的。在世界其他地方，保守主义是政党的创造物——或者是一个政党的小派别。在美国，保守主义是一场民粹主义运动，一场生气勃勃、信心十足的运动，只要共和党愿意服从保守主义的命令，它就是一场随时与共和党并肩作战的运动、一场共和党无论在野多久都愿意耐心等待的运动。[2]
例如，如果把卡尔·罗夫放在伦敦维多利亚街的保守党总部，叫他重现美国式的保守主义运动，他肯定不知道该从何下手。在河右岸方面，只有那么几个小小的保守主义智库。这些智库的预算远远低于200万美元，它们捉襟见肘，不到最后关头募不到款项，许多人在这里工作并非为了其他什么目标，而是为了爬上保守主义升官发财的阶梯。[3]他可能因看到以《每日邮报》（Daily Mail）和《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默多克的这些报纸至少此刻已投向托尼·布莱尔了）的形式出现的保守派新闻而受到鼓舞，但是却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保守派脱口秀电台，并且也根本没有可与福克斯电视台比肩的机构。事实上，如果不打破各种各样的客观性报道规则，鲁珀特·默多克是不会将他的英国天空广播公司新闻台（British Sky News）福克斯化的。至于基层战士方面，尽管有一个为大企业游说的“英国工商业联合会”（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y），但却没有可与格罗弗·诺奎斯特的机构相媲美的反税运动；尽管有一个赞成狩猎的游说团体，但却没有可与美国枪支协会相抗衡、赞成枪支拥有的游说团体；尽管有一场反欧运动，但却从未弄清楚这场运动对保守派是好是坏。
罗夫可能会想象号召英国教会——“正在祷告的保守党”——去唤醒一些人，这种做法可能会更加令人沮丧。像天主教徒一样，英国国教徒这股力量倾向左派，它使政府苦恼不已，原因是政府没有在穷人身上花足够多的钱，却为了什么伦理美德进行竞选。在最近的英国公众生活中，只有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已故的朗福德爵士（Lord Longford）——因为一直将基督教伦理置于政治的中心而著称于世，而他对基督教教义的解释却是，社会应该尝试让凶手获得自由，而不是加速判他们死刑。另外，在英国还有一场小小的反堕胎运动、一个非政治化的福音派基督教边缘团体以及那么几个抱怨英国广播公司裸体节目的反对者。
对于欧洲的经历来说，英国的世俗主义稀松平常。这个大陆与其说是基督教的，不如说是后基督教的。小布什政府内种类繁多的道德保守主义在法国的戴高乐主义者和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那里，是找不到知音的。在大多数欧洲的基督教民主党派那里，基督教的部分通常表现得很低调，当然不存在与福音派基督教道德主义的联系，无疑也不会有内阁像小布什的团队在从圣萨尔瓦多回国的飞机上那样，在国外旅途中举行即席的宗教仪式。
我们得记住这种比较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英国保守党是美国共和党在国外与其最接近的伙伴。在英美之外的大多数国家，赖特温将会因为缩减国家权力的热情而被归类为极右分子。大多数欧洲大陆的保守派更喜欢英国新闻记者佩里格林·沃索恩（Peregrine Worsthorne）这一类保守主义者。沃索恩认为，由于福利国家是社会稳定的保障，因此保守派应该“坚定地”捍卫福利国家，“只有多数人免除经济困难，少数人才可指望得到经济社会特权”[4]。赖特温对鲁迪·朱利亚尼的“零宽容执法”、重新制定社会政策以及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态度热情有加，但大多数欧洲大陆的保守派则会对此皱眉不已。环顾更富裕的发达国家，人们会发现，激进保守主义要么濒临破产，要么一开始就从未成功进入政治圈子。在日、法、德诸国，几乎没有一个政治家——更不用说一个政党——的哲学，可以被描述为美国意义上的保守主义哲学。意大利的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毫无疑问是亲美的，但他却大量地把他赞成资本主义的精力集中在废除那些讨厌的媒体所有权规则上。西班牙和葡萄牙最近也是由亲美派掌管政府，这些政府同以往相比似乎是保守的，但是它们的哲学却依然把它们向左推，成为美国民主党的同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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