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长什么样?”
“瘦瘦的、高高的、白白的、眉毛细细的,长得挺好看的。冯爷爷带我去那个饭店的时候,那个女的就在。”
这个女的是什么人呢?杨良书隐隐感觉到那女的可能是高飞要结婚的对象,嘴上说:“晓光最乖,姥爷知道了,睡觉吧。”
瘦瘦的、高高的、白白的女孩子形象在杨良书脑子里盘旋了几天,杨良书的脾气是不能藏事的,打电话问冯劲松:“你在西安带着晓光见到过一个女孩?”
“是,那是一个军统特务头子的侄女。”
“是高飞要结婚的对象?”
“那我就不隐瞒了。”冯劲松缓缓说,“派高飞打入军统,很多情况出乎我们的意料。高飞也自感一时半会儿回不来,那时不是又遇见‘抢救运动’吗?他忧虑怕影响你们一家,尤其担忧牵扯红叶,就向组织提出离婚。我呢,又担心红叶不离婚,恰好西安出了大事情,就说他叛变了。只有说他叛变,红叶才会离婚,不再去想念高飞。”
冯劲松停住话头,等着杨良书骂自己。杨良书听罢,重重把电话放在电话机上,愣愣看着电话机出神许久。
2
曹天浩、高振麟、秦大伟都暗自在作着撤离的准备工作。站务上面为了保密,表面仍然一切正常。但是撤销的决定已经下达,西安站的工作都已停止,其他人还误以为处于一个调整期,得以空闲下来。
有一辆车这几天一直在西安站周围的街道缓缓逡巡,没人去注意。踱步到后门,曹天浩偶尔能见到那辆车,脸上不由出现高深莫测的微笑。
再过几天,他接到徐鹏飞的电话:“不出所料,电台讯号搜寻车收到来自你们站附近的电台讯号,是发往延安的。我们没有密码,无法破解。”
这辆电台讯号搜寻车是中美合作所梅乐斯留给戴笠的军统使用的,这次曹天浩特别申请把这辆车调到西安破获秘密电台。
“这印证了我的分析。”曹天浩并不吃惊,“西安劳动营、抢劫延安越冬物资的计划就是从我内部泄露出去的,电台也在站里。徐兄,这个事情让我想起电台总台那件被共产党的张露萍策反张慰林等人的大事件,那是从力行社到军统以来戴老板最大的奇耻之辱啊。”
“你这里再出现张露萍这样的事情,戴老板真是饶不了你。但是,你放心,我不会汇报。不是我替你隐瞒,而是你自己已经制订了破获计划,亡羊补牢为时不晚。”
“谢谢徐兄理解。”
“我有个分析。”
曹天浩迫不及待地说:“徐兄快说。”
“我看了高振麟的书面报告,一直不能排遣一个疑问:他是不是被共产党策反后又被派回来的呢?”
“我也这样看。”曹天浩有些后悔,当初真不该掐掉“高振麒”这条线,应当继续保留,让高振麟留在延安。拉回思绪,他对徐鹏飞说,“也已经暗中对他采取了措施。”
“不过千万要小心,别惹火上身。高振麟的父亲和戴老板的关系非同一般,而且他父亲与陈恭澍、白世维等人的关系也相当不错。”
“对他,难办之处就在这里。”曹天浩蹙紧眉头,“唉,不瞒老兄,我那侄女马上也要嫁给他了,你说……”
“知道你难办。这样吧,我和高振麟谈谈。”
徐鹏飞虽然比曹天浩年龄小、军衔比曹天浩低、资历也没有曹天浩深,但在曹天浩心底还是对这个年轻人尊重、信任的,关键是徐鹏飞曾在“中美合作所心理作战组”学习过,他和高振麟谈话一定会有斩获。
徐鹏飞次日九点把高振麟约到军统陕西站见面,进行很正式的谈话。
曹天浩是上午八点才告诉高振麟,“徐鹏飞要找你谈话。你马上去。”
一路上,高振麟作了各种最坏的准备以应付这突如其来的“谈话”——这不是简单的谈话,实质是询问加审问的举动。
“久仰高兄大名。”高振麟坐下,徐鹏飞开口,“你能够在延安蛰伏两年多,实属不易。”
“我蛰伏成功全仰仗站长的周密安排。”高振麟放松自己,用闲聊的心态和徐鹏飞说话,“如果不是甘南山甄别我、‘高振麒’死了这些变故,估计我现在还在延安。”
“对延安有感情吗?”
“感情谈不上,但我作为旁观者,很欣赏他们的革命乐观主义态度。这种乐观主义态度、革命激情是我们缺乏的,因为他们有这种精神,所以能够克服一切困难。我们搞封锁,他们就搞大生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是啊。”徐鹏飞赞许点头,“我都被他们感染了,何况身处其中的你呢?被感染,所以你一直没有行动过。”
“在延安,我有行动。”高振麟说的是实话。
杨红叶的妈妈是老北平人,杨红叶的姥爷姥姥都是京剧爱好者。她家境不错,小时候耳濡目染也就喜欢上了京剧,还拜师学过艺。因这个缘故,来到延安后她在鲁艺担任教员,一九四零年四月“鲁艺”成立了研究和演出京剧的平剧院,她就成为了那里的表演和唱腔指导老师,平剧院编排的《法门寺》一经演出,便轰动了延安,连演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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