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上，感冒可以传染，禽流感可以传染，连兵变也可以传染。几天后，驻扎在翼城（山西翼城县）的镇西、北庭特遣部队也发生了兵变，节度使荔非元礼没有死于李光弼之手，却死于兵变士兵之手。推演兵变的起因，粮食短缺是罪魁祸首。两起兵变消息传到长安，李亨彻底震惊了，震惊之余，他任命裨将白孝德（河阳大战使双矛勇擒刘龙仙那位）出任北庭节度使，暂时安抚一下翼城的军心，至于如何安抚绛州的军心，他的心中是一团乱麻。绛州驻扎的是朔方等主力兵团，由于群龙无首，军纪已经败坏，烧杀抢掠时有发生，将领们想压制都压制不住。更令人担心的是，如果混乱蔓延下去，绛州兵变士兵可能与太原士兵联合，倘若他们一起向史朝义的叛军投降，后果将不堪设想。如今当务之急，还是由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将出马，到绛州安抚军心，只要绛州安定了，太原就会安定，如果绛州安定不了，太原也将不得安宁。让谁去绛州呢？若论德高望重，除了郭子仪、李光弼还能有谁？而李光弼刚刚遭遇洛阳惨败，威信扫地，此时舍郭子仪，还能有谁？危急的形势将李亨逼进了墙角，进而把郭子仪逼上前台。尽管猜忌，尽管有人从中作梗，但李亨已别无选择，因为只有郭子仪才能化解绛州的危局。
二月二十一日，下诏，封郭子仪为汾阳王，担任朔方、河中、北庭等兵团元帅，兼兴平、定国等军副元帅，同时向绛州调拨绸缎四万匹、布五万匹、米六万石，以供军需。
如果早点拨付，李国贞就不必“国贞”了！三月十一日，郭子仪即将走马上任。就在这时，李亨患病，百官都无法见李亨一面。郭子仪急了，他必须见李亨一面，不然他寝食难安。郭子仪着急，一半为公，一半为私，此去绛州，再次大权在握，他必须得到李亨的充分信任，不然，在前线立再多的功，也抵不上宦官的一次小报告。郭子仪在奏疏中恳切地写道：“老臣受命出征，可能将死在外面，不见陛下一面，将来恐怕死不瞑目。”奏疏起到了作用，李亨把郭子仪召入卧室，就在病榻上接见了郭子仪。李亨对郭子仪说道：“河东之事，都托付给你了！”一句顶一万句，郭子仪要的就是这句话！五月初，郭子仪抵达绛州，王元振的计划无限接近成功。只要郭子仪稍有一点“良心发现”，王元振的前途便一片阳光灿烂。郭子仪很快给之前事件定下了一个基调：你们驻扎在濒临叛军的边境线上，却无辜残杀主将，如果叛军趁机进攻，绛州将不复存在。我身为宰相，怎么能因一名士卒的私情而辜负国家大义！五月二日，“精明”的王元振及其同谋四十人被郭子仪处斩。叫你算盘打得精。消息传到太原，新任河东节度使辛云京如法炮制，将杀害邓景山的数十人斩首示众。从此军纪好转，秩序井然，绛州、河东的局面稳定了下来。东山再起的郭子仪心情大好，他准备大展拳脚，大干一场。然而，人在仕途，环境叵测，纵使是郭子仪这样的中兴名将，也无法把握住王朝的脉搏，于是他的命运便随着皇帝的更迭，起起伏伏。
第十五章 二帝归天
从奴到臣
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安史之乱”是大唐王朝的分水岭。
“安史之乱”之前，唐朝国力蒸蒸日上，一派盛世景象；“安史之乱”之后，国力迅速衰退，国内藩镇林立。而与此同时，在不经意中，唐朝的皇宫内部也在发生改变，最典型也最致命的便是宦官完成了“从奴到臣”的转变。
以前，宦官仅仅是皇帝的家奴，现在，宦官已经从奴摇身一变成了臣！
“从奴到臣”的发端，应该说是从李隆基时代开始。在李隆基时代，著名宦官杨思勖经常带兵出征，无形中他就被李隆基当成一名将军使用。在杨思勖之后，高力士在王朝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只不过他并没有在朝中担任显要官职，因此他的“臣”的身份并不是很明显。
真正标志着唐朝宦官完成“从奴到臣”转变的是李亨宠信的宦官——李辅国。
如果从履历看，李辅国的前半生就活了俩字：失败！
李辅国原名李静忠，从小家境贫寒，为了谋生也为了改变命运，李静忠便主动阉割，进宫当了一名小宦官。由于李静忠长得比较丑，一般人都不喜欢他，因此李静忠在从小宦官成为大宦官的路上一片坎坷，很少看到亮光。
后来李静忠投到了高力士门下，指望着跟随高力士出人头地。然而高力士并没有对李静忠青眼有加，他跟一般人一样，对李静忠很不待见。李静忠在高力士跟前苦熬到四十多岁，才得到一个微不足道的机会：到皇家飞龙马厩记账。
说是记账，其实就是当一名普通马童，顺便帮马厩记一下账，这就是李静忠侍奉高力士多年得到的结果，据说高力士还是看在他略通文墨的面子上，不然连这个机会也没有。
李静忠从此在马厩记账，心中充满了对高力士的怨恨。时光荏苒，李静忠对高力士的怨恨渐渐生根发芽。或许，老天看李静忠前半生太苦了，于是给他的后半生安排了两个贵人。
第一个贵人叫王鉷，此人是李林甫面前的红人，在朝中担任多个职务，闲厩使是他众多职务中的一个，这样王鉷就与李静忠有了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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