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完赏赐的红包，该到了处罚的时刻。如何处理那些投降安禄山的前政府官员，李亨头疼不已，一时无法定下基调，索性暂且羁押起来，由政府士兵严加看管。李亨指定的羁押地很有讲究，不是别处，正是奸相杨国忠的旧宅。不久，李亨指定礼部尚书李岘、兵部侍郎吕諲为皇家特别法庭法官，会同御史大夫崔器一同审理陈希烈等投敌叛逆案。这个审判组合很有意思，崔器、吕諲为人苛刻，李岘为人宽仁，如此一个搭配，有点猴吃麻花——满拧的意思。说满拧，满拧马上就来。经过审判，崔器、吕諲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给李亨上了一道奏疏：
那些在叛军政府当官的前政府官员，属于叛国投敌，应该一律处死！
如果这个奏疏得到批准，几百人将命丧黄泉，其中就包括诗佛王维。李亨看了奏疏，准备同意，他想一了百了，省得麻烦。这时，李岘不干了。李岘对李亨说：“叛军攻陷两京，天子被迫南巡，人人自危只能各自逃生。投靠叛军的官员，多数都是陛下的亲戚或者国家元勋的子孙，如果一律按叛逆罪处死，恐怕有违仁厚宽恕之道。况且现在河北未平，群臣在叛军中效力的还有很多，如果陛下网开一面，就可以让那些人有机会改过自新；如果陛下一律诛杀，那些人只能跟叛军一条道跑到黑了。《书经》有云：首恶必问，胁从不究。吕諲、崔器只知抠法律条文，不识大体，还望陛下三思！”
相比而言，吕諲、崔器是粗暴执法，李岘则是差别化对待。前者，以暴制暴，只会更糟；后者，理性处理，春风化雨。两派就此争执了起来，一争就是好几天。争到最后，李亨想明白了，如今河北还未平定，不能按照吕諲、崔器的一刀切，还得区别对待，团结大多数人。李亨按照李岘的建议，将被羁押官员分为六等：
第一等，罪大恶极，斩；
第二等，次之，赐自尽；
第三等，次之，重杖一百；
第四等到第六等分别判处流刑和贬放。
这样一来，羁押于杨国忠旧宅的官员各就各位，各得其所：
原河南尹达奚珣等十八人被公开斩首；
原宰相陈希烈等七人被赐在大理寺自尽；
诗佛王维等应受杖刑的官员自动到京兆府门口接受一百大棍；
其余人等，收拾行囊，奔赴祖国各地。
本来王维这一百大棍躲不过去了，恰在这时，李亨想起了一件往事，他依稀记得曾经读过一首诗，题目叫《凝碧诗》：
万户伤心生野烟
百官何日再朝天
秋槐叶落空宫里
凝碧池头奏管弦
这首诗的基调显然是忠于王室！
好像是王维写的吧！
李亨一问左右，没错，确实是王维写的，而且是在洛阳沦陷期间写的。
这说明王维是个好同志。
正巧，王维的弟弟、刑部侍郎王缙也来替王维求情，王缙向李亨表示，
愿意用自己的官职来抵哥哥的刑罚。李亨不禁笑了，何必如此！王维就此解脱，他逃过了应受的惩罚，李亨不仅没有打他一百大棍，还委任他为太子中允，对于王维来说，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赏罚到此终结，李亨又将目光投向了北方。北方一日不静，他一天不得安宁。
首鼠两端
在李亨大行赏罚的同时，“大燕皇帝”安庆绪一路向北，败逃到邺郡（河南安阳）。到了邺郡，安庆绪决定不往北走了，如果再走，父亲安禄山的胜利果实基本丧失殆尽。安庆绪在邺郡留了下来，他要开始二次创业。安庆绪把邺郡升格为安成府，定为“大燕帝国”的新国都，同时更改年号为“天成”。洛阳逃亡时光顾着逃亡，现在安庆绪才有精力盘点一下手中的筹码，一盘点，安庆绪倒吸一口凉气，居然就剩下这么点：骑兵不过三百，步兵不过一千。就拿这点筹码二次创业？安庆绪自己都有点不相信。十几天过去了，安庆绪的心情多云转晴，他的部将听说他“定都”邺郡后，又纷纷从各地赶来，各地人马再加上临时招募的新兵，总数又达到六万。三百骑兵、一千步兵不足创业，那么六万大军呢？或许，还有希望。就在安庆绪还在筹划二次创业时，远在范阳的史思明正在打着自己的算盘。史思明的精明算盘要追溯到公元七五七年正月，那时安禄山刚刚“驾崩”。一听到安禄山“驾崩”，史思明意识到自己的机会来了，他马上引军从太原退到了范阳，他要自立门户，当家做主。
史思明的自立门户是隐性的，他没有公开与洛阳的安庆绪翻脸，而是埋下头自顾自做自己的事。当初安禄山将抢夺来的东西都运回了范阳老巢，现在这些东西都被史思明划到自己名下，弄了半天，安禄山是在给史思明打工。
从那之后，史思明对安庆绪便爱搭不理，安庆绪也没有办法，于是范阳与洛阳便保持着松散的隶属关系，看似直管，实际却鞭长莫及。等安庆绪从洛阳逃亡时，史思明趁火打劫的时候到了，他盯上了从洛阳逃回范阳的败兵。郭子仪的手下败将李归仁率领精锐敢死部队、同罗部落军队、六州胡人部队总计数万人，没有跟随安庆绪前往邺郡，而是一溜烟跑回了范阳。一路上，这些败兵贯彻“贼不走空”的精神，沿路抢劫，满载而归，心满意足地进入范阳境内。这时，史思明早有准备，他要招降这些败兵。面对招降，精锐敢死部队和六州胡人部队选择了投降，唯独同罗部落军队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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