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既然安禄山能在朝廷使节身上做手脚，那么杨国忠会不会同样做手脚呢？朝廷使节向李隆基汇报的安禄山已经接近穷凶极恶，那么他们的汇报有没有水分呢？恐怕未必没有。
几番试探，长安与范阳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双方都绷紧了神经。不久，长安的一纸诏书，将安禄山逼进死胡同，从此，他只能一条道跑到黑了。
引爆
现有史书几乎众口一词地指出，在安禄山谋反之前，李隆基几乎毫无作为，这种说法其实不对。李隆基是有作为的，他不仅有作为，而且做了一件大事，正是这件大事
引爆了安禄山的火药桶。天宝十四载秋，李隆基下达了一纸诏书：将河东战区从安禄山的势力范围中剥离出来。然而，诡异的是，这么重大的事情，在《旧唐书》、《新唐书》以及《资治通鉴》中并没有提及，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出现这种情况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史官故意隐瞒了李隆基下诏的事实，这样一来就会营造一个错觉：朝廷从来没有辜负你安禄山，是你安禄山人面兽心辜负了朝廷。事实上，李隆基剥离河东战区的事实必定是存在的，只是被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有人会说，既然你说李隆基剥离河东战区在先，那么你的证据呢？容我细细道来。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禄山起兵前对自己的势力范围作如下部署：命范阳节度副使贾循守范阳，平卢节度副使吕知诲守平卢，别将高秀岩守大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安禄山对河东战区没有安排。不久，安禄山派奇兵突袭河东战区总部所在地太原，掳走太原副留守杨光翙，而杨光翙原来的身份正是河东节度副使。安禄山与杨光翙见面之后，痛斥杨光翙依附杨国忠，一番痛斥之后，将杨光翙斩首示众。
几件事整合到一起，可以得出结论：安禄山起兵之前，河东战区已经被剥离，原河东节度副使杨光翙已经倒向了杨国忠，河东战区不再为安禄山所有，这一下把安禄山逼到了墙角，安禄山酝酿已久的叛乱被迫提前。
不出天大意外，剥离河东战区一定是杨国忠的主意，这是杨国忠对安禄山底线的试探，如果安禄山就此谋反，那正中杨国忠下怀：陛下，你看，他还是反了。如果安禄山不反，那么杨国忠还会继续剥离战区，等三个战区剥离完毕，安禄山就成了一只年画老虎，只有拍的必要，没有打的价值。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安禄山只能反了，在他看来，已别无选择。世上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推而广之，世上从来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叛乱。安禄山走到这一步，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中国历史总是喜欢脸谱化，把历史上的人物贴上好人、坏人的标签，其实好人、坏人没有那么泾渭分明，好人身上也有坏人的因素，坏人身上也不乏好人的优点，人注定是复杂的，很难定义为纯粹的好人或者坏人。
具体到安禄山，史家习惯性地指责他是胡人，所以人面兽心，其实这是不公允的，安禄山是胡人不假，但胡人不等于人面兽心，即使安禄山最终叛乱，那也不等于安禄山从一开始就人面兽心。
事实上，安禄山的欲望是被李隆基一点一点勾起，他的胃口随着位置的提升而不断扩大：当安禄山刚刚升任平卢节度使时，他的内心之中，忠诚应该是主流；当他同时兼任范阳、平卢节度使时，忠诚或许还是主流，但内心已经开始膨胀；当他同时拥有范阳、平卢、河东时，他的所思所想，必定与初任节度使时有了很大不同。不断提升，不断受宠，安禄山的眼界越来越宽，胃口越来越大，直到某一天他赫然发现，自己居然有了叛乱的资本。很难说，从哪一天起，安禄山动了叛乱的心思，如果要划一个模糊的界限，或许就在他身兼三镇节度使之后。即便身兼三镇节度使，安禄山也未必真的会反，但接下来，多种因素交织到一起，安禄山的叛乱思想便抬头了。首先，他得罪过太子。当年为了表示对李隆基的绝对忠诚，安禄山装疯卖傻，见了太子李亨故意不参拜，此举令李隆基喜上眉梢，但同时也让太子李亨心中不悦。聪明人过招总是点到为止，李亨自然看得出安禄山的伎俩，这样安禄山取悦了皇帝，便得罪了太子。
不要小看“得罪太子”这几个字，这几个字足以让一个家族天翻地覆。最简单的例子是商鞅，在他推行改革时得罪过太子，等到太子登基，商鞅的悲剧就如约而至：五马分尸。
安禄山虽是胡人，但他同样知道一朝君子一朝臣的道理，这就注定，他很难在太子手下做一个忠臣。其次，中原与边境军事部署的本末倒置勾起了安禄山蠢蠢欲动的心。每次从范阳前往长安，安禄山都会见识到中原防守的松懈，李隆基将王朝的重兵都布置到边境上，中原腹地却空了。深谙军事的安禄山自然将这一切看在眼里，蠢蠢欲动的心便油然而生。这里面涉及一个犯罪门槛问题，当犯罪的难度过低时，犯罪率就会相应提升，因为犯罪太简单了。
打一个最简单的比方，如果ATM机的外壳是一敲即碎的玻璃，那么针对ATM机的犯罪恐怕要比现在多得多，因为诱惑摆在那里，而犯罪的难度又那么低。
再者，当安禄山拥有了与朝廷对抗资本时，他的周围也在不经意中多了一批想入非非的小人，即使安禄山想继续当忠臣良将，想入非非的小人也会给他营造叛乱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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