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任命的王晙肯定不会想到，就是这副担子，竟然引出了那么多的波折。
这一年十一月，李隆基准备在长安郊外举行祭天仪式，便向巡视在外的王晙发出召唤：回京参加祭天仪式。
没想到，却遭到了拒绝。
王晙回复说：现在已经是冬天，突厥人随时可能发动袭击，我需要在这里镇守，以防不测。
王晙如此回复，李隆基表示理解，还特意赏赐冬衣一套，以示恩宠。
过了没过久，王晙就出事儿了！许州刺史王乔的家奴举报说：王乔和王晙图谋不轨！举报正捅在李隆基的腰眼上，政变起家的他，最怕的就是武将图谋不轨。
李隆基立刻下令源乾曜和张说进行彻查，一定要摸清楚王晙的底。
经过调查，认定谋反一说乃是小人的栽赃陷害。
得到这个结果，王晙不由得松了口气，然而接下来的判决，却让他如鲠在喉：虽然谋反查无实据，但前次皇帝下诏召回长安，居然违诏不归，贬为蓟州刺史。
王晙有口难辩，只能自认倒霉，要怪只能怪诬告出现的时间太不是时候了。
在王晙被诬告事件中，源乾曜和张说究竟有没有做手脚，史无明载，无法断言，只能肯定一个事实：因为王晙的落马，使得张说在宰相班子里不再以一敌二，而只需要跟源乾曜一个人过招就可以了。
连老天都帮张说。
开元十二年六月，张说又一次感受到了老天的帮忙。
这一年崤山以东大旱，为了稳定民心，更好地领导百姓抗旱，李隆基决定从京城挑选五个有名望的官员到地方出任刺史。
张说微微一笑，这一次又是老天帮忙了。
他想炒一个人的鱿鱼已经很久了。
几个月前，张说向李隆基推荐了有仁孝之名的官员崔沔。
在张说看来，经过一番拉拢和培养，崔沔肯定会成为一个乖乖听话的帮手。
然而等到崔沔升任中书侍郎之后，张说发现自己太理想化了。
张说对崔沔说：现在的中书省都是中书令直接负责，一手掌握。
侍郎虽然是副手，但只是署名而已，除此之外，其他事情就别掺和了。
张说这是跟崔沔推心置腹，希望他认清自己的位置，像卢怀慎、苏珽那样，做一个绝对服从领导的副手。
崔沔如何反应呢？崔沔说：不对！既然设立官职，每个人都应该负起自己的责任，上下级相互协调，各申主见，才能把事情办好。
岂能在那里袖手旁观，白拿国家俸禄呢？听完崔沔的话，张说这才意识到：坏了，找错人了，人家不是来搭班子的，而是来分权的。
事已至此，张说不好再说什么，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不久张说发现，崔沔不仅是说说而已，而且说到做到，几乎在所有事情上都要提出自己的意见，有的甚至是针锋相对的意见。
张说受不了了，他决定找机会把这个大爷送走。
关键时刻，老天开眼了——崤山以东大旱。
借着李隆基往地方下派刺史的机会，张说把崔沔的名字报了上去，这样中书侍郎崔沔就被张说送到魏州当刺史了，再也不能跟他唱反调了。
两次折腾下来，张说的错觉达到了顶点。
他认为自己不仅得到了李隆基的绝对支持，而且连老天都在帮他。
这个错觉很致命。
政坛新贵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在张说大红大紫的同时，唐朝政坛正在崛起一个政治新贵——宇文融。
同宋璟、张说这些科举出身的人不同，宇文融是地道的贵族出身：他的祖上是隋朝礼部尚书宇文弼，他的祖父宇文节在贞观年间担任尚书左丞，在永徽年间一度出任侍中。
然而好景不长，宇文节最终被牵连进房遗爱谋反案，被流放到桂州，再也没能回来。
到了父辈这一代，官职跟祖上就差着等级了，他的父亲宇文峤只做到了莱州刺史。
再到宇文融这一代，那就更惨了：开元初年，宇文融才做到富平县主簿，只是一个九品官员，相当于股级干部。
不过因为宇文融办事得力，前后两任京兆尹都很欣赏他，在他们的关照培养下，宇文融升迁为监察御史。
监察御史品级不高，只是正八品（正科级），但是权限却很大，可以参与的范围很广，百官的行为、各地的民情等等都可以上奏，奏疏直通皇帝。
正是在监察御史的任上，宇文融风生水起。
因为他看到了皇帝最想解决的问题：户口不清，土地模糊。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这是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唐朝的人口流动加大，很多百姓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外一个地方，而相关的户籍管理却没跟上，导致很多人成了黑户。
没有户口，也就不再承担任何国家赋税。
与黑户相对应，土地中也大量存在着黑地的情况。
这些黑地多数是新开荒出来的，但政府没有登记在册，这部分土地的赋税也因此白白流失了。
宇文融看到了这些现状，便向李隆基提出了解决办法：各州县逃亡的户口，一百天内允许回原籍自首，或者在现在所在地登记注册，或者由官府遣返回乡，一切凭本人自愿。
过期不自首的，就由官府开始检查，一旦查出，发配边疆，官府和私人有包庇的，同罪！这一政策，正中李隆基的下怀，君臣二人一拍即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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