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已经决定御驾亲征，长安和洛阳就处于权力的真空地带，该留下谁镇守长安和洛阳呢？
《礼记》有云：储贰镇中，意思是说皇帝不在，则由储君镇守，全面主持工作，在李承乾做太子时一直维持着这个惯例。然而这一次李世民却有了独特的安排，他没有把太子李治留在长安或者洛阳，而是把长安交给了房玄龄，洛阳交给了萧瑀，李世民把房玄龄和萧瑀这两名重臣放在留守的位置上，就是为了给李治锤炼的机会。
事实上，从贞观十七年立储以来，晋王李治一直没有像样的功绩，这在李世民看来是致命的缺憾，如此何以服众，何以君临天下？更何况李治生性柔弱，这让李世民非常担心。
“生子如狼，犹恐如羊”，生个男孩即使有着狼一样的性格，家长还是担心孩子像羊一样柔弱，因为男孩要顶天立地，需要有坚毅的性格，李世民这个第一家庭的家长同样需要磨砺儿子的性格，因此他没有把李治留在长安，而是带到了定州（河北省定州市）。
贞观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李世民从定州出发，留下高士廉、刘洎、马周、太子少詹事张行成、右庶子高季辅同掌机务，辅佐太子李治。
临别之际，太子李治哭泣不已，这几天他一直在哭，一是心里没底，二是不忍与父亲分别。看着哭泣的李治，李世民的心中有一丝酸楚，难为他了，一个十七岁的孩子就要挑起社稷的重担，然而不如此也不行，自己百年以后他还是要独立承担，是时候让他接受磨炼了。
李世民对李治说道：“现在留你镇守都城，再给你配几名大臣，我是想要天下人知道你。你应该好好去管理国家，为什么要悲泣呢？”
“欲使天下识汝风采”，这是李世民的刻意安排，也是一个父亲的良苦用心。
说完，李世民亲佩弓矢，手结雨衣于鞍后。此战他已经把自己皇帝的身份放在脑后，这一次他不是皇帝，而是冲锋陷阵的将军。在他拍马离去的一瞬间，他终于找回了久违的冲锋感觉，久违了沙场，久违了雄兵，我李世民又回来了。
在李世民从定州出发后不久，李世勣正式吹响了出征高句丽的号角。
当时李世勣驻军柳城（辽宁省朝阳市），出军可以有两个选择，一是向东穿过怀远镇，一是向北直指通定镇，向东还是向北呢？
种种迹象表明，李世勣的军队很有可能直接向东，因为这条路线距离最短，最便捷，而李世勣军队确实也做出了向东的态势，这一下将高句丽军队的重心都被吸引到李世勣的东线上。
然而，往东是假，向北才是真，李世勣在做出一系列东进假象之后迅速挥军向北，当高句丽守军还在瞠目结舌之际，李世勣已经从通定镇渡过辽河，挺进到了玄菟（辽宁省沈阳市），这一出其不意的进攻震动了整个高句丽国，高句丽国境内所有城市立刻紧闭城门，闭门自守，不好了，李世勣来了。
几乎就在李世勣挺进玄菟的同时，辽东道副总管李道宗率领的数千士兵兵临新城（辽宁省抚顺市北）城下，折冲都尉曹三良甚至率领十余名骑兵直接冲到了新城的城门下，挑衅了半天，却遭遇了死一般的寂静。
不是城死了，而是人死了，怕死了！守卫新城的高句丽守军骚动不已，就是没有人敢迎战，得了，闭上眼，就当他们不存在。
然而唐军毕竟是存在的，而且还不只李世勣和李道宗这两支，此时营州都督张俭也率军渡过辽河，直扑建安城（辽宁省盖州市），大破高句丽军队。
如此一来，同时有三支唐军攻入高句丽境内，高句丽的压力越来越大，疲于抵抗。
最先攻入高句丽的李世勣和李道宗呈现出不可阻挡的态势，在新城和玄菟耀武扬威之后，两人迅速合兵一处，包围了真正的目标盖牟城（辽宁省抚顺市）。
盖牟城是高句丽当时的重要城市，与辽东城遥相呼应，要想拿下辽东城必须先攻下盖牟城，不然唐军就将两面受敌，同时盖牟城也是高句丽重点经营的城市，这里有唐军最需要的东西——粮食。
盖牟城是不幸的，他面对的是初唐的两大名将李世勣和李道宗，这二人是当时硕果仅存的三大名将中的两位，同时也是李世民最看重的两位。
当时李靖已老，侯君集已诛，尉迟敬德忙于研究“长生不老”，此次征战辽东只是作为左一马军总管随军出征，已经注定与主角无缘了。此时与李世勣和李道宗齐名的只有薛万彻，不过同李世勣和李道宗相比，薛万彻的起伏太大。李世民评价他说，要么赢得惊天动地，要么败的溃不成军。而李世勣与李道宗则不同，他们不会有惊天动地的大胜，也不会有溃不成军的惨败，古往今来的名将，均是精于此道。
现在李世勣、李道宗这两员名将坐镇，盖牟城注定无法挡住唐军的兵锋，从四月十五日到四月二十六日，盖牟城抵挡了十一天。到第十一天实在抵挡不住了，李世勣挥军攻入了城中，俘虏两万余人，缴获粮食十多万石，大大减轻了唐军的粮草压力，也正符合孙子所说“因粮于敌”。（从敌人处缴获粮草为我所用）
李世勣大军旗开得胜，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张亮的开局也非常不错，他的部队从莱州出发，跨海北上，直接攻击卑沙城（辽宁省大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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