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说到底，杨文幹谋反就是一件迷案，疑点重重。我们目前看到的材料来自《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这三种资料一致宣称杨文幹谋反。事实上，杨文幹的谋反动机又在哪里呢？难道是太子建成想提前登基？难道太子建成已经感受到来自李世民的压力？即使太子建成占据京城，外有杨文幹策应，然而这样的胜算有多大呢？只要李渊一纸诏书，建成就是乱臣贼子人人得以诛之，难道建成从来没有想过这一点吗？
从相关资料来看，当时建成的地位还比较稳固，亲眼目睹前朝废储的李渊在储君的问题上更加谨慎，因为前朝的悲剧历历在目。
然而从李渊最后对此事的处理来看，李渊的结论是“兄弟不睦”，这个结论值得玩味。而三个替罪羊也很有意思，太子中允王珪、左卫率韦挺来自东宫，属于建成的部属。而天策兵曹参军杜淹则来自秦王府，属于李世民的阵营。李渊如此处理，实际就是将李建成和李世民各打五十大板！
就此，从隐晦的史实中可以做出一个假设：杨文幹谋反其实是李世民的一个反向策划！
事实的真相很可能是这样的：
太子建成和杨文幹确有内外呼应的企图，但仅仅是企图，而洞悉这一切的李世民在送铠甲的尔朱焕和桥公山身上做了手脚，让这次原本普通的送铠甲事件升级成了谋反（除了杨玄感，谁会在谋反前连铠甲都凑不齐）。同时征召杨文幹到行宫对质的宇文颖也很有可能是李世民的一个棋子，这个人彻底点燃了杨文幹的谋反之火。
由于年代的久远，史实的隐晦，历史的真相已经永远的被掩盖在岁月的浮尘之下。我们只知道，“杨文幹谋反”的最大赢家原本是李世民，只不过到最后，李渊将两个皇子各打了五十大板，这场疑似叛乱中杨文幹被杀，宇文颖被斩，王珪、韦挺，杜淹被流放，太子建成和秦王李世民各自虚惊一场，仅此而已。
然而，兄弟相争，一旦开始，就不会结束，随着第一回合的战平，第二回合接踵而至！
微妙的平衡
杨文幹谋反很快成为历史，李建成与李世民的争夺却还在继续。他们的争斗，有的时候很大，有的时候则是很小。然而在皇帝的家中，鸡毛蒜皮也没小事，一件小事或许就能左右皇位的最终归属。
先来说一件小事，这件小事其实也很小，有多小的呢？实际上就是个迁都的问题。
好好的怎么想起了迁都呢？这一切都是东突厥人惹得祸。
虽然晋阳起兵之初，李渊与东突厥结成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然而伙伴关系随着李渊建都长安就演变成了摩擦关系。尽管还是伙伴，但是还是摩擦不断。没有办法，东突厥人不事生产，生活所需的日用品都生产不出来，再加上生产力水平远远低于李渊的唐朝，所以东突厥这个伙伴也就经常不打招呼到唐朝来借点东西，当然借的同时也没打算还。
一天两天还可以接受，时间长了，李渊也受不了，毕竟一睁眼就看见“伙伴”不打招呼就拿自己的东西，谁看了谁都不爽。
怎么办呢？
死磕？当然不行！唐朝刚刚从国内的硝烟中恢复一点元气，一个大病初愈的人怎么跟虎视眈眈早有准备的人斗呢？
继续花钱买和平？似乎也不行。钱越花越多，和平越来越贵，到什么时候才算一站呢？
那么该怎么办呢？
此时有人提了一个建议：火烧长安，远走他乡。惹不起咱躲得起！
这位天才接着说：“东突厥之所以屡屡侵犯边关，就是因为长安城十分富裕，关中土地肥沃。要是咱把长安城给烧了，那这些外族的人就不会再来进犯。”
令人感慨的是，李渊居然同意了这个天才的说法，随即派遣中书侍郎宇文士及逾南山至樊、邓，行可居之地，勘察可以迁都的地方。经过宇文士及的勘察，襄阳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
对于迁都意见，大臣们分成了三派：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裴寂属于赞成派；萧瑀等一干大臣属于装聋作哑派；而秦王李世民则是旗帜鲜明的反对派。在李世民看来，迁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说白了是帝国的耻辱。
李世民说：“自古以来中原就有外族入侵的事情。但现在我们国力强盛，大治天下，却要因为胡人的威胁而迁都，这会让天下人耻笑的。”
显然李世民就是旗帜鲜明的死磕派。对东突厥求和不是办法，迁都也不是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求和的掩护下死磕。事实上，在贞观年间，正是李世民一手求和，一手死磕，最终将东突厥打的一败涂地，也用铁的事实验证了自己当年的誓言。
李世民的一席话深深打动了李渊，其实李渊又何尝愿意迁都？他对长安是有感情的，他生于斯长于斯，对长安的感情比杨广深的多，况且长安是他的福地，谁会轻易离开自己的福地呢？
李世民的话尽管打动了李渊，却没有打动太子李建成，在这个问题上，哥俩必定是要唱一出反调的。太子建成不动声色地看着李世民，“昔樊哙欲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秦王之言得无似之！”那意思是说，你李世民说话怎么跟樊哙一样没谱，西汉的樊哙号称以十万之众横扫匈奴是不自量力，你李世民说这大话岂不是更加不自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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