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疆”只比我们大一二岁,那时不过才18岁。
一个像老大哥,宽厚照顾;
一个像老大姐,细心体贴;
唯独她,很少听到她的声音,也很少看到她的笑容。
这是我们新知青与她只有半年多相识的时间里,留下的印象。
在所有知青中,我们新知青对她的了解是最缺乏的。
下乡第一年,对我们知青来说,日子过得竟然是这么快:
一会儿外出去水库挖水渠;
一会儿外出去兴安岑修战备公路;
一会儿外出去小三线抢收小麦;
53个知青,东分西散,从来没聚齐的时候,半年下来,人头儿才算刚刚混熟。
黑土地的粗粮让我们这些纤细的城里人变得胖了,
田野上的太阳让我们这些白脸的年轻人变得黑了,
唯独她,脸色一直是黄黄的,整天心事重重,身体也很虚弱。
每次回到生产队,见到的是她黄色的脸,沉闷的心事,还有不断增长的脾气。
转眼,到了1970年年底,当知青结束了没完没了的外出回到生产队时,她已经回上海探亲去了。
第二年春天,探亲的老青年结伴而回,她的身影却再也没有出现。
听说,她得了脑瘤,病倒在床。
又一年过去,东北大地春风吹过,在春风的背后,铺开了万紫千红的田野,婆婆丁、蒲公英、马兰花儿开了那么多。黑龙江也已经化冻,满江里都是洁白的冰块,撞得叮叮咚咚地响。
然而,沈爱疆却再也没有力量撑过生命的这一道坎,最终医治无效,她离开了这个对她来说才刚刚开始的世界。
如花的年龄,就这样走了。
1972年,她20周岁,成为知青中最早的逝者。
至此,我们才理解,她为什么脸色黄黄,为什么心事重重,为什么脾气增长……
我相信,一个曾经满腔热情把“爱芳”改成“爱疆”的青年人,一定对未来充满了志向。
是病体让她无能为力,壮志难酬。
她在远离父母的边境线上,曾经独自一人支撑着快要熄灭的生命。
其心之苦,其路之危,是她难以言表的。
我的脑海里瞬间闪过一丝豁达:好死不如赖活,什么中专大学,相比生命的幸存来说,那算得了什么呢?
好多好多年以后,她的脸庞,在我们的印象中,逐渐模糊。
有人已经忘记有一个叫“沈爱芳”的女知青,只有提起赫赫有名的“三疆”时,大家才会想起,说:哦,还有一个沈爱疆。
她,尽管像风儿一样轻轻地掠过,但依稀还可以让我们感觉到她当年的热血,她当年的激情。
以及她当年留给我们的钦佩和留给我们的伤感。
我还记得和她只有一次私下的交往:一天,她见我在看一本《乐观集》,这本书的词句很华丽,作者是史凝,1964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她满心喜欢,开口向我借去。
她匆匆回上海时,我正在金水的小三线抢收小麦,书没有还给我。
沈爱芳离开这个世界后,女知青整理她的遗物,发现了这本签着我名字的书,书又回到了我的手里。但随后又被别的知青借走了,再没有回来。
那个年代,面对生活艰辛、劳动苦累、前途渺茫,年轻人如饥似渴地寻找能让自己乐观起来的理由。
沈爱疆却从此不用再寻找,那个世界,没有病痛,只有乐观!
84、雷管鞭炮 [本章字数:1242 最新更新时间:2013-10-19 12:03:42.0]
邵子昂平时是个十分成熟的人。
今天晚上,却像个孩子一样,不知道从哪里拿来个雷管,满脸是笑地对我叫着:“我把它放了!”
我正抱了一堆柴禾想去烧炕,觉得他有点反常,就问:“放那有啥意思?”
邵子昂笑得嘴都合不拢,说:“待会儿告诉你。”
他拉我到院子里,只听见“砰”一声,雷管炸了一响。
邵子昂说:“就当放鞭炮庆祝了。”
然后,他告诉我:“刚接到了大学通知,是哈尔滨医科大学,一周后报到。”
我傻傻地看着他玩。
自从生产队推荐他上大学后,就有了他肯定要走的心理准备。但等到他马上要走时,不免有点心酸:又一个好同伴、好兄弟要离开知青点了。
我想起一年前,我、邵子昂、施卫疆三人说过“大家将来肯定不会在一起”的话,如今一点点地真的来了。
施卫疆走的时候,我流过泪;现在,邵子昂要走,尽管心里难过,但我不再想流泪。
有人说我这个身上有很浓的小资产阶级情调。
我也弄不清楚:自己平时再苦再累流血流汗都不流泪,就是在兄弟分手时要流泪。
这属于小资产阶级情调吗?那么古代没有小资产阶级时,离别流泪,那算是什么阶级的情调呢?
为了不让别人再说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我决定这一周都到大田里干活去。
试试看,劳动阶级是不是还会流露“情调”?
邵子昂临走前提议我们几个陪他到南树林一游。
正当春季,绿葱葱的松树十分精神,林子里鸟语花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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