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什么是变色?恐怕分辨也很难,我们这些在偏居中国一隅干农活的知青谁又能说得清呢?
“洗洗睡了。”大家对这么大的问题显然无能为力回答,学习小组散了。
夜深人静,我躺在炕上,脑子里在想知青的命运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在县里开会时,一位来自北京的记者告诉我:唐山大地震后,国务院知青调查组的汇报会,迁到临时搭设的地震棚内继续开。他们在困难的条件下写出了汇报材料,据说在今年11月要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材料已经在8月底报送给毛主席、党中央了。
怎么偏偏就这么不巧呢,十几天后,毛主席逝世。
全中国一千多万十多岁的中学生,一挥手变成了红卫兵,又一挥手变成了知青,如今他们已经二十多岁,到了谈婚论嫁成家立业的人生关键时刻,面临的却是理论上未能自圆、操作上矛盾重重的局面。这条路到底如何走下去?已经不是知青的问题,而是中国的一大社会问题。
然而这时候,巨人倒下了,留下的是千千万万在期望回答的知青。
全国知青工作会议还能召开吗?谁能拿出更好的招数?谁来对一千多万知青作出交待?
在远离都市的边境线上,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耐心等待有更多的资讯传来。
163、浓烟滚滚 [本章字数:2026 最新更新时间:2013-10-05 10:11:38.0]
1976年,白露刚过,初霜就来了。
最怕初霜的就是水稻,还在灌浆结实期的水稻被霜打之后会停止生长,轻者减产3-5成,重者甚至绝产。
瑷珲县是中国最北部的高寒稻作区,无霜期只有80—120天,而水稻的安全生育期是100-120天,平均每二三年当地就会出现一次因早霜而造成的低温灾害。
这天下午,气象播报说夜里气温会降到0℃以下,提醒各生产队注意防霜。
俗话说:“阴雨南风不用防,晴天北风必有霜”;“晚看晴,夜看风,透骨凉,就行动。”这是个低温晴天,吹着习习北风,看来后半夜必会降霜。
晚饭后,队里动员所有劳力,套上马车,拉上干草,去西面的水稻地熏烟防霜。
到了水稻地头,我们测准风向,在上风头的稻埂旁,每隔10米挖一个小圆坑,先把带来的干草铺上,然后就地割草作好放烟的准备。
凌晨1点过后,一声令下,所有烟熏点一**燃干草,盖上刚割下还沾着露水的秋草。霎时间,月光下浓烟滚滚,顺着微风,弥漫田野,覆盖了全部的40垧水稻,十分壮观。
在确保所有烟薰点都点燃后,大队人马撤回,只留下水稻技术员彻夜守候,让烟幕持续到太阳升起为止。
一般来说,东北的初霜降温过后,还会有一个转暖的时期,只要水稻躲过这第一次初霜,就会在转暖期内成熟,等待收割了。
防霜那夜我着了凉,高烧连续不退。王晓晗坚持不让我带病出工,强迫我在家休息了十天,直到我完全痊愈。
我突然觉得体力反而比生病前更好了:饭量大增,一天要两斤半左右;干活时浑身有劲,刨田菜比别人多刨了两个来回,一点累的感觉都没有;每天晚上开会学习也精力充沛。
在生病期间,我和国明有过一次聊天。
那天不知怎么谈起了一件事:一年多前12名下乡和回乡知青在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后联名发出了《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封信》,表示“扎根农村、建设农村”的决心。毛主席在这封信上批示:“应发表。可惜来的人太少,下次应多来一些。”当时***主持国务院工作,他也指示:“建议全文或摘要在报纸上发表,以鼓励下乡知识青年。”
国明问我:“那12名知青中,一部分是文革前下乡的,他们与文革中“一片红”下乡的知青一样吗?”
我被他问得一下子没回答上来,想了一想,不敢肯定地说:“好像是有些不一样吧?‘文革’前是动员部分城镇不能升学、就业的青年学生下乡,一开始就很明确地鼓励他们在农村安家乐业,尽管那时也赋于‘大有作为’的革命理想,但主要还是从分流就业着想的。而六八、六九两届学生,是没有任何选择余地的一律‘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国明是70届的,当初硬要报名跟随我们六九届的一起到黑龙江来,他说:“那时候自己觉得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就像学校里学农军训一样,只是一种教育途径,下乡个两三年就能再回去,哪里会想到就这么一辈子‘扎根’农村了。”
确实,下乡一年后,国明的70届的同学来信对他说,分配不再是“一片红”了,有上海工矿和崇明农场的名额。于是他回上海找到学校,要求户口迁回上海,恢复70届在校生身份,重新分配。
他在上海软磨硬泡了一年多,根本没人理他,最后只好无奈地再回黑龙江。
我对他说:“以为自己被‘再教育’好,能够回城当‘接班人’的想法太幼稚了。也难怪,那时你才十五周岁,我们也才十六周岁,懂什么?”
国明说:“想想现在,上海招工把所有到外省下乡的知青都跳过去了,只留给应届毕业生,除了有职权的家长还有可能为子女‘走后门’回城,我们这样的知青都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像傻瓜一样被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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