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王晓晗看了我写的回信,不知她对我结尾的几句话有什么想法?
一个多月来,我们平时谈的都是工作,很少交流这种对彼此要求的想法,似乎好像俩人心中都很清楚,不好意思谈,但实际上是俩人都有些担心:我们之间存在的差异是否会引起对方的不适?
就在昨天夜里,她还给我看了其妹的一封来信,她妹妹在信中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并特别注明“不要让别人看”:“只要人老实,只要他真正的爱你,就是你心中最大的幸福。”
这是她们姐妹间私下里的密语,其中的“爱你”触发了情感的甜味。这么多人和我探讨择偶的观点,都很冷静理智地在分析什么性格、事业、生活……但就是回避了“爱”,而可怜的我们,确认恋爱关系一个多月来,彼此之间也竟然都没有一次使用过“爱”这个字眼。
160、国家调查 [本章字数:1909 最新更新时间:2013-10-02 09:13:37.0]
蔡景行说我谈恋爱后人变了,变得平静和实在了。
我笑笑:“也许吧,两个脑袋考虑问题,会比较平衡一点。”
王晓晗的人生经历和环境和我有很大的不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交流。在与她的接触中,我发觉了另一种观察事物的角度和方法,促使我对自己有了更全面清醒的认识:
我尽管工作热情、学习刻苦、不惧压力、充满自信,但也存在待人清高、僵化原则、过分自尊、容易骄傲的缺点。
平时在与王晓晗谈论生产队发生的一些事情时,她会让我更深地体会到,自己的百折不回,是从群众身上获得了力量;自己的成绩,是靠群众浑汗洒血完成;自己的一切,说穿了不过是群众这个大海中的一滴。
我确实变了,不再啰嗦,不再喧哗,开始多谈问题多干实事,喜欢通情达理和注重数据。
我开始认准一个理儿:这世界上要做好任何事情,都必须是集体的配合,而不是靠一个人的天才。喜欢把别人都说成一无是处的人,接着而来的一定是他自己的不得人心。
我开始摒弃精英感觉,倾向平民意识,关注身边那些平时容易被疏忽的老实人,也要求自己做一个平实的人,做一棵普通的野草,一个深深扎在泥土之中的野草。
恋爱,对我来说就像狭窄的河道被拓宽,原本那股跳跃的激流变成了宽阔的水面,流淌得平静而缓和了。
一个潮湿的夏晨,顶着浓雾,我们一个个头发上都沾满了细水珠。
我跟着收小麦的康拜因来到地头,在给拖拉机与车厢之间的牵引架拔销子时,牵引架滑落,砸在我的左脚脚趾上,大脚趾的指甲根翻露了出来。
我什么都也没说,挺着干了一天。
晚上收工回到宿舍,王晓晗来收拾我的脏衣服,见我脱下的袜子上有一滩血,便来看我的脚:破了的地方已经结痂,可大脚趾的指甲活动。
她倒吸了一口气说:“就这么撑了一天,不疼呀?”她让我坐着别动,到大队卫生站拿来药品,帮我在脚趾上涂红药水,再用胶布把活动的指甲固定好。
住在隔壁的云龙路过,从窗口往里张望了一下,迅速地闪了。
我大叫:“云龙!有事么!”可那小子一去不复返。
妈的,我想云龙误会了,以为我俩在亲密呢。其实,自谈恋爱这么长时间来,今天包扎脚趾头,算是我们第一次的肢体接触。
包扎完后,我穿着拖鞋跑到隔壁,见云龙正端着大水勺站在水缸边喝水。我说:“我叫你,你跑什么?”
云龙呵呵地笑着,不说话。
我说:“你小子想什么呢,我脚压坏了……”
云龙打断我的话:“别解释,理解,理解。”
我上去给了他一个后脑勺:“理解你个头呀,快说,什么事?”
云龙说:“刚才路过大队部,听说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的杨富珍明天要来知青点。”
杨富珍,上海无人不晓的五十年代全国劳模。
由于一些地方发生了迫害知青的事件,再加上“走后门”之风和扎根口号在知青中引起了反感和分歧,1976年5月,国务院成立知青领导小组。任全国妇联筹备小组副组长的杨富珍成为知青领导小组成员。
知青领导小组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抽调75人组成15个调查组,分赴全国12个省区调查。杨富珍要来我们知青点,就是这次调查中当地领导安排的一个行程。
第二天将近中午,杨富珍带领6名调查小组成员,在省知青办主任、地区知青办主任、县知青办主任共20来人的陪同下,来到我们知青点。
杨富珍看到我们的宿舍沿着江边一字儿排开,十分感慨,她望着黑龙江说:“你们的知青点就像矗立在边境线上的岗哨,一推开窗,就能听见滔滔黑龙江的奔腾声,就能看见对岸苏联矗立的岗楼。”
知青围着她,听到她的感慨,都笑了。
她回过头来接着问:“你们谈朋友了吗?”
对这个话题,大家推来推去的不答,笑得却更起劲了。
当她了解到我们知青点从原先的53人,到现在还剩下8名女青年26名男青年时,说:“女青年太少了,将来婚姻问题有点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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