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是个不善于与女性打交道的人。
五年前在水库工地时,大我们五岁的邵子昂恶作剧,想给我制造一个绯闻,这个绯闻让我后来更有意无意地避开与女知青的接触。倒不是我怕什么,而是怕这种绯闻伤害到她人。以至于在一次知青班子会上,张春芳责问我:“你在男知青中展开活动很多,为什么在女知青中活动就少?你以前与女知青还有点接触,后来怎么越来越少了呢?”
我当时用一句“因为我们长大了”的话应付了过去。
当然,我也不是绝对不与女知青接触,比如像文艺小分队的何雨琴,因为要创作一些歌曲,知道我懂音乐简谱,就经常来找我探讨。相互熟悉了,我们也会谈一些文艺作品和人生态度的话题,只是从不涉及男女感情的事。
何雨琴最近已经联系好转点到南方的事,正是她,在临走前向老沈透露了自己的闺密――王晓晗的私己话。
老沈连着几天试探我对谈恋爱的态度,见没有结果,这天终于把王晓晗对何雨琴说的私己话向我和盘托出。老沈说:“王晓晗说如果这辈子只能呆在农村,肯定要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人,省得别人背后乱说一气。”
老沈告诉我:“她说的志同道合的人就是指你。”
我有些惊讶。
1976年时,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随着年龄的增长,套在知青双眼上的万花筒,已经失去了色彩,理想主义的激情开始淡去,实用主义的烦躁越来越大。
国家在这种时候对知青提出了“扎根农村”的要求,令很多知青感到,那种亲人团聚、回城安居、渴求知识的希望越来越小。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这种要求却越来越迫切。
国家的这种要求,也让一部分知青骨干陷入了极大的矛盾。不表态“扎根”吧,可能走的机会就轮不到你;表态“扎根”吧,可能就当真的不再给你走的机会。
隔壁两个生产队的知青骨干,为了招工上学,明争暗斗、撕破脸皮甚至谩骂打架,弄得矛盾重重。
我们知青点此时倒还团结,相安无事。因为在招工上学上有很大决定权的队长,就是我这个知青,而我从黑河师范回队后,已与招工上学无缘,与知青无利害冲突。
我对此心里自有一本账,早已根据知青的读书欲望、年龄大小、身体状况,进行了分类,并按顺序作出了招工上学的计划,其中当然也包括王晓晗。
王晓晗想要和我谈恋爱,她不会不知道,这等于在宣布放弃所有走的机会!
我对老沈说:“这样吧,我明天自己去找她谈。”
158、江边约会 [本章字数:1506 最新更新时间:2013-09-30 18:43:22.0]
晚上,我像往常一样,去队部场院转一圈,回到知青点,约王晓晗出来,一起坐在黑龙江边。
已经是夏天,江边星空璀璨,江水泛着月光。
我们在一起插队6年,彼此的人品相互十分了解,只是涉及到爱情这个内心深处很柔软的部分,还是第一次,俩人显得有些拘束。
王晓晗一言不发,等我开口。
我劝她:“有机会的话,你还是走吧。”
她回答:“走到哪里都一样,但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是不一样的。”
我说:“也许你能回到上海,我回不去的。”
她不以为然:“大不了就是分居,将来还会在一起的。”
她的回答没有浪漫的字眼,却足以让我感受到无论天涯海角,俩人也要一同追随的情意。
我们沉默了,能听到黑龙江水的流淌声。
愣了半天,我终于把白天一直想着的那句话问了出来:“假如哪一天我被关在了监狱,你还会跟我吗?”
我之所以会问这个问题,倒不是因为父母被造反派拘禁隔离过,也不是因为我自己蹲过县公安局的笆篱子,而是在1971年年底回上海探亲时,听父亲讲起过一个老战友在文革中妻离子散的遭遇。
父亲的老战友老田出身地主家庭,他自己是个学生,抗战时参加了共产党的抗日队伍。
我父亲在一次到敌后执行任务时,被一个不务正业的二流子认了出来,二流子跟我父亲要五块大洋,否则,就威胁说要向日本人告发。
父亲回到队伍,汇报了这个情况。组织上为除隐患,决定派老田去锄掉那个要向日本人告密的二流子。
文革一开始,二流子的家属就张贴大字报,揭发老田家是地主,搞阶级报复,杀了贫下中农。
结果,当地司法部门批捕老田,将他判了七年徒刑。
让人难以接受的是,老田的妻子此时竟然宣布与他离婚。
听父亲说,老田的妻子当年也是部队的,长得五大三粗,行军时经常帮老田背行李,两人非常恩爱。
可怜老田,被关了三年多,老婆从来不去探监,真的是一刀两断了。只有最大的女儿,已经成年还比较懂事,去监狱看过老田几次。
老田平反出狱后,一些老战友想撮合两人和好,劝老田说:也许她离婚是不得已,是怕影响孩子政治前途呢。老田态度十分坚决:“再也不要见到这个丈夫落难时就背叛的女人。”
那个年代,谁都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你能保证自己不犯错误吗?你能保证自己在不犯错误的情况下不被犯错误的人处理吗?更何况我们是在边境线上,对岸陈兵百万,谁又能保证这里不发生战争,谁又能保证一旦发生战争自己的生命还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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