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修水渠是最吃劳力的活,由我带着社员干。先易后难,我们先清理“北大营”的土堤,把它整理成标准的水渠,然后兵分两头,一头向江边延伸,约50多米长;一头向公路延伸,将近200米长。
水渠工地就靠在公路边,来来回回的人们看见了口口相传,传到了县长吴隆洲的耳朵里。
吴隆洲,就是五年多前在西岗子水库和云龙对骂,骂完后啥事没有的那位县长。他一向对农业基本建设十分重视,闻讯后来到筑渠工地查看,回去立即发动县机关干部每周日前来帮助我们一起筑渠。
事情弄大了。
周日,两三卡车的干部,百十来号人,自带劳动工具和午饭,呼拉拉地和我们一起扑在筑渠工地上。
那天,吴隆洲也来了,他皱着眉头问我:“听说你还不是党员?”
我回答:“嗯,还在争取中。”
吴隆洲停顿一下,转移了话题:“筑渠是个大事,以后每周星期天你组织社员突击筑渠,县里也会在这一天多派些人手来,估计有十来个周日就可以完成。平时你要抓紧田间管理,不要影响正常的趟锄生产。”
我心中关于筑渠与夏锄劳力怎么安排的纠结一下子被他解开了。
江边提水站的一些后续工作,我交给了蔡景行。他领着两三人在那里拉电线、造泵房,修岸坡。手扶拖拉机的活儿就交给了汪永德,由他带一个黑河知青作徒弟。
为了买泵机的事,我跑了两次县城,第一次定购了一台80马力的。蔡景行说他查了一下资料,用不着这么大的,只要60马力的泵机就行,我只好再到县城找水利科换一台。
办完事后,我去县城长途汽车站回生产队,看到好几个来自各公社的生产队队长,因在一起开过生产现场会,大家彼此熟悉。同他们打过招呼后,我突然想起他们是参加地区农科所组织去大寨学习的,我们生产队的王晓晗今天也应该到县城来报到了。
这几天忙得,我把这事都忘了。毕竟去山西大寨那么远参观学习,对生产队来说还是第一次,我总该表示一下重视,嘱托王晓晗一些什么吧?
可这是当天回瑷珲的最后一趟班车,我来不及去看王晓晗了,就写了一张纸条,让这些队长中我熟悉的一个人带给她。那家伙诡异地看了我一眼,哈哈笑着接下了纸条。
其实,纸条上面就一句话:“除了学习大寨人艰苦奋斗的精神外,你可以更关注一下他们在科学种田方面的经验。祝你一路平安。”
156、恋爱话题 [本章字数:1978 最新更新时间:2013-09-28 15:31:21.0]
在黑龙江插队的上海人中,有一部分人尽管是少数,但却不可忘记,那就是插队干部。
尤其是第一批插队干部,在1969年春天第一批“一片红”下乡的上海知青来到黑龙江后,当年的秋天,上海就有一批出版系统和大学的干部也来到黑龙江,并同知青一样,分插到各个生产队。他们在大队或生产队兼任各种职务,同知青吃住劳动在一起。
我们生产队有两名插队干部,来自上海一家大学的叫老邵,来自上海一家出版社的叫老孙,都已经四十多岁。他们妻离子散的,虽然还拿着工资,但却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回上海,真的挺不容易。但正是在他们的关心下,我们这些不谙世事十六七岁的年轻人,才比较平稳地度过了最初、也是最关键的几年。
1972年,这些插队干部撤走了一批,到1974年的春天,他们全部回沪了。
以后,上海继续有干部过来,但不再叫插队干部,而叫上海干部慰问团。他们不像以前那样分插到各生产队,而是集中在县里,每两人一组,选几个生产队蹲点,时间短则一年,长不过两年就回沪轮换。
记得先后在我们生产队蹲点的上海慰问团干部,有来自铁道医学院的老马、上海市委机关事务局的老吴、上海市委办公室的老赵,还有上海外事办的老沈。这些干部大多是知识分子,受到过大学教育,多才多艺。
就拿上海外事办的老沈来说吧,是来我们生产队几轮干部中唯一女的,又瘦又矮,体重顶多七八十斤,但却能讲六国外语,去过好多国家,是当时上海外事办有名的才女。老沈性格直爽,说话很快,喜欢和知青,特别是和女知青聊些生活上的贴心话。只要她一来到我们知青点,就能听到她的笑声和连珠炮式的说话声,十分热闹。
令人意料之外的是这样一个弱女子,竟然还十分能吃苦,经常和我们一起到大田干活,不光上海知青,就连当地老乡都十分佩服她。
一天铲地收工回来,她神秘兮兮地来到我宿舍,见屋里没有他人,就问我:“你有没有考虑过谈恋爱结婚的事?”
问得我一脸红红的,我对她说:“我才23岁,没考虑现在谈恋爱的事。”
她笑了,指了指我堆在炕头一麻袋的脏衣服说:“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上好互相帮助呀。你既然要在农村呆下去,总要考虑这个事的。”
我对她说:“我现在真的不考虑这个事。”
说心里话,就我当队长两年来,知青点有两个招工走的,还有两个转点的。最近,何雨琴也要转到其父亲所在的安徽上海小三线去。知青变动很大,可以说,大部分知青都在想着如何离开这个地方,我可不想在这个时候谈什么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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