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乐土匪闹民国_半渡【完结】(427)

  “不错,南方蒋中正已然坐大,急切之间不易图谋,必须先剪除他的羽翼。我军方针已定,先打冯玉祥,再和‘赤军’决战!”张学良的表情异常严肃。

  听说要和冯玉祥作战,肖林和高维岳对视了一眼,没有说话。

  冯玉祥以陕甘为后方,主力猬集于河南。两个月前,杨虎城所部被直鲁联军击败之后。冯玉祥调来了精锐嫡系部队,孙连仲驻临漳。鹿钟麟驻濮县,孙良诚驻菏泽,与直鲁联军相持不下。

  从豫北到鲁西,冯玉祥的部队正在和直鲁联军作战,纠缠不清,张学良既然提出要打冯玉祥,这一仗肯定迫在眉睫。

  第九军和四十五师连番作战,肖林和高维岳都希望有一段休整时间,对此战并不积极。

  除此之外,肖林还有别的担心。冯玉祥盘踞在河南。背后就是北伐军的地盘。跑到黄河岸边和冯玉祥打仗,一不小心就会和北伐军碰上。

  在这个时代的中国,北伐军的战斗力远远高于其他部队,四十五师虽然不弱,但未必是他们的对手。

  想个什么办法。才能避开这一仗呢?

  几人渐渐越聊越远,从军事扯到政治,又从政治聊到了经济,最后转回了私生活。

  “军团长,您的气色不好,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高维岳打量着张学良,虽然谈笑风生,但眼角隐隐有几道血丝,笑容中带着一丝憔悴。

  “哎。国家维艰,老帅操劳,学良身为人子,不能为父分忧,有愧于心呀!”

  张学良最近不太顺心,赵四小姐、傅作义、土肥原。一个比一个麻烦,各种压力之下,老帅也一天天见老……

  张学良公子哥本色,头一件烦心事就是女人,但让老帅张作霖作难的,却是昔日的盟友——日本人。

  张作霖和日本的关系复杂,既有相互利用,又有矛盾斗争,在经过最初两年的蜜月期之后,从郭松龄反奉开始,张作霖渐渐和日本人貌合神离。

  这两年间,张作霖有意摆脱对日本的依赖,在军事、政治和经济文化领域,都做出了政策上的调整,更多地寻求与西方列强的合作,试图以西夷制东夷。

  在张学良的运作下,经华远公司从中撮合,苏、德、英、美等列强都与奉系建立了贸易合作关系,奉天兵工厂内金发碧眼的外籍技师多达1516人,大炮、坦克、飞机等等先进装备不再是清一色的“东洋造”。

  就在刚刚过去的1927年,日本政府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在后世臭名卓著的田中义一出任日本首相,并主持召开了著名的“东方会议”,参加人员来自于陆军、海军、外务省、参谋本部、关东军、以及驻华使领馆人员。

  在这次会议上,日本再次调整了对华政策,变得更加强硬,更加急迫。有关东北问题,日本各方得出以下结论:

  满蒙实行分离,与中国本土区别对待,也就是推行“满蒙分离”;对张作霖采取强硬措施,逼其迅速解决“满蒙悬案”;如果张作霖满足日本的要求,支持他;如果张作霖不听话,日本“应决心不失时机地作出适当的措施”。

  这些内容最后都写进会议文件——《基于对华根本方针的当前政策纲领》。会后,田中将会议精神写成奏折,上报天皇,提出:“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如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这就是所谓《田中奏折》。

  在日本国内,对中国政策一直存在着两派不同意见,温和派主张采取和平的手段占领东北,即通过获取在中国的商租权、杂居权、铁路修筑权等蚕食东北,通过不流血的非军事手段,将东北从中国分离出去。

  而日本军方却主张直接武装占领,并不惜发动战争。在东方会议上,武力派的意见成功取得了内阁的支持。

  东方会议之后,田中内阁派出驻奉总领事吉田茂、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满铁社长山本条太郎等人,向张作霖提出“新五路”计划。

  这五条铁路是日本的“战略铁路”,向北运兵可与苏联开战,向南战略物资源源不断,向东可与朝鲜铁路相接,一旦修成,东北完全被日本人所控制。

  张作霖老谋深算,岂会轻易答应修筑“新五路”,当下又拿出东北大忽悠的精神,对日本人虚与委蛇。

  但日本人吃过亏后也学乖了,紧盯不放,百般威逼,张作霖无奈之下,只好在《满蒙新五路协议》上签了字。

  签字之日,53岁的张作霖“蹒跚踉跄”,“一夜之间,憔悴万分”。

  这件事后不久,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又找上门来,向张作霖递交了一份《满蒙备忘录》,共计十条内容,除了‘新五路’协议之外,又提出允许日本驻兵满蒙,以及将南满租借地割让给日本等要求。芳泽言语之间非常霸道,“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把张作霖气得七窍生烟,当场大骂:“他妈了巴子,越是人家危急的时候,日本人越是掐着脖子要好处。”

  张作霖一改往日的油滑,以孤注一掷的强硬姿态发表面声明,拒绝在《满蒙备忘录》上签字,并宣称要与北伐军决一死战,誓不退出关外。(日本为了保护在东北的利益,威逼张作霖退回东北,暂避北伐军锋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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