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此时的中情局已经是尼克松的中情局了,而不是赫尔姆斯的了。
谁拯救了中情局?
尼克松想拿中情局开刀,即使是他自己的人在局长任上也不能让他改变这个主意。但当中情局陷在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水门案没有放过尼克松。
从一开始,审讯水门案嫌疑人的工作就在紧张地进行着。在这一事件中当场被捕的麦科德等五人被依法起诉,那个在麦科德通讯录中的中央情报局特工霍华德,亨特和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法律顾问戈登,利迪也难逃此劫。1974年1月8日,审讯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强大的压力下,这些被告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通通交代,有的甚至已经公开表示对各种指控服罪。
这些事情通过报纸和审讯法庭源源不断地送到了白宫,白宫里的尼克松陷入了黑暗。他不知道这些人到底都交代了什么,这些交代中是不是有将白宫里更大的人物牵扯进去的可能?仅以霍华德,亨特为例,倘若他只是交代了水门事件的事情,那倒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就是这个霍华德·亨特,曾和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的法律顾问迪安一起,在白宫的默许下,私闯心理治疗专家埃尔斯伯格的办公室,企图窃取加害埃尔斯伯格的材料。倘若他将这件事也抖擞出来,那么,尼克松政府背后所搞的一切古怪,不是都要大白于天下了吗?
那么,尼克松最近几日来“已经两次向公众信誓旦旦地保证,他和他领导的白宫在水门事件一案中是清白的、经得起调查的”。这样的保证在这件事面前的可信度又有多高呢?但尼克松不可能认输,因为作为政客,他深知,倘若在这个时刻一旦退缩,那么,他和他的政府在公众眼里将成为信誉扫地的说谎者和骗子。他的结果可想而知,即使不受到法律制裁,也将一头栽进百姓的唾沫汪洋里。
他决定釜底抽薪,就是拿出一定数额的金钱让那几个人闭上嘴巴。但是,他又担心在此情况下,自己的这一做法所冒的风险之大让他做了肯定会后悔。正当他左右为难的时候,“奇迹”出现了:参与他这套计划的他的法律顾问迪安突然向审讯法庭“投诚”,这位法律顾问知道太多的事情,他不仅说出了白宫几名重要人物与那五名嫌疑犯潜人水门大厦民主党总部一案有关,而且坦白了案发后尼克松总统试图掩饰真相的一系列行为。他公开承认,白宫的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总统的内务顾问埃利西曼以及他自己,都与此案有关,有“阻挠司法的举动”。
舆论大哗!
所有的矛头与叫骂都指向了白宫和尼克松总统。尼克松这个时候只能做一件事,希望还能挽救自己的位置和面子,那就是寻找替罪羊。
得益于内线“深喉”的信息,“水门事件”的内幕才大白于天下。在美国200多年的历史上“水门事件”也成为最大的政治丑闻之一。作为在竞选时发生的最为严重的政治腐败行为,此后这起事件的教训对美国的政治体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导致民众对总统的看法和印象开始发生某些改变,总统权力也受到更多限制和约束。尽避此后美国两党政治竞选愈演愈烈,双方也是奇招迭出,但是30多年来美国历住政客都以史为鉴,不敢突破这道政治“红线”。与“深喉”联系、报道出“水门事件”的记者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当时都很年轻,但他们因此而一举成名,并获得了1973年的普利策奖。他们的经历给无数年轻记者以信心和激励,鼓舞记者们勇敢、执着地追踪事实真相。“深喉”事件改变了美国的新闻报道,使那些秘密的消息从此开始更多地登上“大雅之堂”。另外从“深喉”事件中,可以充分看出美国媒体对线人的保护。30多年来,人们始终不知道“深喉”的真实身份,最大程度地保护了线人。
谁是替罪羊,尼克松心里清楚得很,他的两位最得力的部下、他的好朋友霍尔德曼和埃利西曼也是心知肚明。这二人曾经在尼克松总统竞选中立过汗马功劳,但这些功劳在此时已经变得微不足道。二人是聪明的人,不会在这个时候跟尼克松讲诉自己的功劳与苦劳。他们显示出了卓越的绅士风度,主动要求辞职。不仅仅是他二人,白宫中凡是与此案有牵连的,除了尼克松本人夕卜,全都成为替罪羊,离开了白宫。
尼克松本以为这一巨大的损失会给自己一个圆满的答案,但他又错了。他还没有来得及喘一口气,联邦地方法院法官就又找上了他。尼克松拖着疲惫的身心,给自己打气,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度过这个难关。随着案件的继续,尼克松被传讯。
尼克松当然不会愚蠢到这个地步,真的就招之即去。他致信给法院,提醒法院的工作人员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早在1953年,杜鲁门总统也曾被国会传讯出席某个委员会,但他拒绝了。
尼克松是想告诉这些人,作为总统,就应该有特殊的尊严,这种尊严容不得任何部门和个人侵犯。同时,他发表声明,措辞严厉。他说,自己会和杜鲁门一样,既不出席委员会作证,也不向委员会提交文件。
漫长的五天终于过去了,尼克松收到了法院方面的回信。信中指出,总统的确有这个特权,但这一特权的行使应该是以不触犯宪法为前提的。而尼克松本人的“不出席委员会作证,不向委员会提交文件”的“两不”声明是明显地在与基本宪法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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