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皇帝全传_李雪慧【完结】(558)

  长期以来,腐败堕落的吏治犹如附在病体上的毒疽,蠹国害民,为患匪浅。能否使吏治改观,也将是嘉庆能否扭转政局的一个关键。在整顿吏治方面,嘉庆下了不少功夫。他曾专门撰写了《义利辨》、《勤政爱民论》等文章,颁示给群臣。他认为,百姓之所以敢于揭竿起事,大多是由于贪官污吏对百姓敲骨吸髓,为非作歹,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有鉴于此,嘉庆在亲政之后对贪官采取了接连不断的惩治措施。湖北襄阳道员胡齐仑,在任期间经管湖北的军需供应,肆意侵蚀挥霍,亏空银两20多万,嘉庆断然将胡判处了极刑。嘉庆四年(公元1809年),在一年的时间里,嘉庆就亲自过问处理了四五起大的贪污案件。江苏淮安府的知县王伸汉,谎报县里户口,侵吞大量赈灾银两,并毒死了要揭发其罪行的查赈官员李毓昌,然后又勾结知府王毂,狼狈为奸,掩饰劣迹。此案暴露后,王伸汉、王毂都被处死,两江总督铁保被革职流戍。这一年,总管内务大臣广兴、巡漕御史英纶因涉不法先后被嘉庆处以绞刑。工部书吏王书常,造假印、写假条,从户部冒领了数十万两白银,案发后被处死,有关大员禄康、费淳等人也遭到降黜。嘉庆坚持这样的原则:害民之官必宜去,爱民之言必宜用。一批为官清廉、勤勉称职的官员得到破格提拔重用,其中四川南充知县刘清就是受到嘉庆青睐的一位。嘉庆在审讯被俘的白莲教起义军首领王三槐时,得知刘清居官很得人心,百姓称之为“刘青天”。在对刘清考察了一番之后,嘉庆决定将他提拔任用。刘清后来历任四川建昌道员,山西布政使等要职,并在镇压四川白莲教起义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怠惰偷安、萎靡不振是乾隆末期官场上普遍存在的现象。嘉庆把这点视为国家的隐忧,认为必须要加以整顿。他多次告诫臣子们应该勤于职守,克己奉公。有一次,内务府官员在处理膳房的一件小事时,敷衍塞责,拖了40天才解决了问题。嘉庆得知此事后厉声斥责这帮官员:“几句话就可以了断的事情,奏折上也超不过百字,为何处理得如此拖沓?!”从嘉庆元年到嘉庆十一年,直隶24个州县里被侵吞白银30多万两,经过查核,发现司书王丽南等人在此期间串通舞弊,伪造印章、串票,盗取银两,活动得相当猖獗。嘉庆痛斥直隶历任督抚大员:发生了这样严重的事情,你们竟然懵然不知,形同木偶,在任期间你们都管了些什么事!最后,按照其在任期间虚收银两数目的多少,将直隶历任督抚颜检、瞻柱、胡季堂等人分别治罪。

  但是,嘉定惩治腐败与整顿吏治是不彻底的。他处理贪官污吏的措施中严惩不贷者有之,姑息宽容者更不鲜见。比如嘉庆在处理胡齐仑贪污军需一案时,发现永保、庆成、毕源等大员与此案都有牵连。这些人都有收取贿赂、侵蚀滥用国家公帑的劣迹,但在结案时嘉庆只严惩了胡齐仑一人,其余的大员或是因为祖上立有勋功,或是因为已经故去,都免于深究。他们被抄没的家产,也大多被嘉庆加恩赏还。因此,吏治腐败堕落的局面并没有多少改观。

  不过,嘉庆在当政的20多年里,对自己的要求却的确是非常严格的。他每天都要处理繁多的政务,孜孜不倦,从不懈怠。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四月,嘉庆喜得皇孙,内阁因此有两天没有向他递送奏章,嘉庆马上对阁臣提出了批评。过了几天,端阳节到了,朝廷大臣们又没有向嘉庆奏事,嘉庆大发脾气,亲自对各部院衙门进行查核,结果查明吏、刑、工等部都是有事不奏,嘉庆随即把有关官员交到都察院论罪议处。

  嘉庆亲政伊始,他的老师朱珪曾向他提议要身先节俭,崇尚清廉,嘉庆后来对这一点始终比较注意。以往各省官员进京觐见皇帝时,按照俗例都要进呈贡物。官员们为了给自己邀宠求荣,竞相奉珍宝古玩,花样不断翻新。嘉庆四年,嘉庆在惩办和珅的同时,通谕内阁说:地方官员们操办的各种贡物,难道是自己掏腰包?想必都是从州县以下层层敲榨而来。官员们不断剥取于民间,百姓们怎能承受得了!况且呈献上来的古玩珍宝,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真是不如粪土。从此以后,凡是进呈违禁宝物的官员,都要予以惩处,决不能轻恕。他得知上年底由叶尔羌解运进京的大块玉石正在运送途中,随即传下谕旨,不论这些玉石运到了何处,都要放弃在当地,无须继续前行。同年,嘉庆还废除了年节时分大臣们进呈如意的规矩。他讲道:“年节时节大臣们进呈如意,是为了取意吉祥,我觉得这没有多大意义。大臣们觉得那些东西是如意,而我看上去反倒不如意。”

  为了遏制奢侈之风,嘉庆身体力行,带头倡导节俭。在乾隆多次巡游地方时,各地官员为他修建了许多奢丽的行宫,嘉庆觉得这实在是过于铺张浪费。他认为,各地的行宫只是为了休息一宿而已,用不着刻意修饰。从经济上看,一处行宫若能省下三四万两银子,10处可就是三四十万两了。嘉庆十四年,嘉庆在巡幸五台山之前特地打了招呼。要求地方官员在途中不得大肆铺陈,务必追求俭朴。同年,在庆祝他的50大寿时,嘉庆下令不准在民间广陈戏乐,巷舞衢歌。御史景德为了讨好皇帝,奏请祝寿期间京城演戏10日,以后作为定例,立即被嘉庆革掉了职务。嘉庆就此向大臣们指出:“我发现前代在这种场合的表现比较奢侈,总是要欢宴聚会,上演好多天的戏曲。我心里鄙薄这些做法,并将此作为自己的鉴戒。倘若我忘记了民间疾苦,奢侈地操办庆典,做臣子的应该上书劝谏,这是爱君之道。现在景德竟然向我提出这种建议,他把我当成了什么样的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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