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在经历了近两年的清算报复之后,神宗终于彻底拂去了张居正、冯保政治威势在他心理上投下的暗影,也控制了朝中大权,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皇帝。
二、沉溺酒色不理朝政
神宗洋洋自得地亲政了。照理,他应当珍惜自己以宫女之子而为帝王的机会,应当牢记自己儿时在母亲严教下的寒窗苦读,建功立业。然而他那种自小养成的懒散习性、从商人外祖父那里继承来的贪婪秉赋、以及狭隘的市井眼光,牢牢地束缚了他。他亲掌权柄后心里充满了狂喜,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财富,这么驯顺的臣民,都属于我了!作为真正的人主,该有一种与那挂名皇帝完全不同的生活。于是,在政局稍稍平定之后,他便着手恢复了被张居正革除的冗官冗费,一切对皇上、对政体有制约的戒律,统统废掉,他还亲自谋划自己的生活用度,以养帝王之尊。
醉梦一觉数十年。使这梦变得如此深沉的,不能不算上万历十一年晋居首辅的申时行。虽然在他离京后,终万历之朝的阁臣还有十五六人,但他却是继张居正之后,对神宗产生极大影响的最后一人。
申时行对神宗的最大影响,是教会了他如何偷懒。申时行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状元出身,为人为政十分聪明乖巧,又有侍历三朝的经验,很会揣摸神宗的心理。神宗亲政之初,言官因其奢侈铺张,抗劝之声满天下,扰得神宗非常头疼。他就常向申时行抱怨。申时行就趁机教他,说皇上就不会交奏疏“留中”吗?出示外廷,反而平添许多麻烦,不如扣下,上疏的人还以为您在考虑呢,自然也不会马上再闹事,岂不两全其美?神宗听后十分高兴,试了几次,果然没出什么乱子,又落得清净。此后奏疏多起来时,君臣二人又将这“留中”的方法做了改进,规定御史、给事中等言官,要各自管好本职事务,不得越科言事。如此奏疏自然少了许多,再加上“留中”,神宗所要处理的章奏也就十分有限了。空余时间多了,更可以纵情酒色。
神宗到了20岁亲政时,后宫已有美女数以千计,他日夜纵酒作乐,动辄大醉,醉后必怒,怒了则要胡乱打人,宫女、中官稍不留意,就要遭杖责,重的常被打死。他还逐渐学会了抽大烟,玩花鸟。
由于迷上了这些玩物,神宗渐渐觉得,光是章奏少了还不够,日讲、经筵和早朝这些追命的玩艺儿也该停了它才是。最初是试试探探地逃一天学,晚一点赴早朝,见也并没人敢把他怎样,逐渐干脆就常以“圣体违和”为由,辍日讲,免早朝。阁臣们有事,长时间不能面奏,很焦急,就央求他,哪怕是每月能临朝三四次也行。神宗听后感到十分可笑,他心想天下是朕的天下,朕都不急着治理,你们却急个什么?一切还是照旧。当时,有个叫雒于仁的言官,任职一年多了,只见过皇上三次,看到皇上的荒怠,甚感不安,于是上疏《酒色财气四箴》,力数神宗日夜饮酒、耽于女色、贪财好货、乱伐无辜等劣迹,希望神宗能明察猛省。神宗见到此疏,气恼得恨不能立毙雒于仁。他将此事告知申时行,一面为自己辩解,一面主张判雒于仁死罪。申时行以恐招致物议,劝说神宗令其归家为好。神宗怒气难消,立即将其削职为民。从此,神宗索性公然不理朝政,自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起不再临朝,大臣的章奏,他的批示、谕旨,全靠内监传达。甚至连郊祀等礼仪,也不亲自参加,而让别人恭代。直到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发生了“梃击案”,他才召见过一次群臣,满朝文武经过20余年,才极其幸运地得瞻天颜。而自那以后他直到死再也没上过朝。
神宗不理朝政,若仅仅说成是懒和好酒色,那也是不十分确切的。他是个商人气很重的皇帝,讲究盈亏补缺。过去没得到的,现在要加倍补偿;昨天被人管束的,今天偏要开它个口子。那骨子里,还是一股隐隐的报复情绪。向这个属于自己的天下,向这个天下的臣民报复,那时,不要说国家兴衰,民众生计,就是阁臣的选任、机关缺补、官员晋退等等,神宗都一概极少过问,这有点像商贩心理,于我又没什么实际利益,管它干什么呢?万历十一年后,中央和地方机构缺官日益增加,偏是明朝又有个规矩,官员年老了便可辞官,年轻的遇着点原因也可随时辞官,辞官时,只要按规定写一份报告,不管准与不准,均可自行离去。这样一来,官员任缺不仅数量大,而且无法控制。
到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官员短缺现象已令人震惊。两京尚书缺13人,侍郎、科、道缺94人,巡抚缺3人,布政司、按祭司及监、司机构缺66人,全国有25个府缺知府。万历三十四年二月,大学士沈鲤、朱赓上疏万历,请求递补六部大员,说:“臣等整天同文武百官到文华门候驾,见二品官里,只有户部尚书赵世卿一人,其余的尚书、左右侍郎都缺很多。有政无官,必然生乱,这不是小事情,恳请皇上从报批的人中点用,以慰中外之望。”对这份奏疏,神宗却十分反感,照例不理睬。这一年,中央九卿要员中空缺一半,有的衙署竟无一人。连参与上疏的大学士朱赓,任职3年,还未见皇帝一面,而且以后有近一年时间,内阁中只有他一人。万历四十年时,内阁仅叶向高一人,六卿仅赵焕一人,都察院连续8年无正官,全国半数以上的府没有知府,而新科文武进士及教职数千人,却待命在京无人管。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万历四十五年二月,有一天早晨官员们入朝,见有100多人聚在长安门外,围成圈跪着嚎哭。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等上前询问,回答说是镇抚司所管犯人的家属,问哭的原因,都说“衙门里没有主事的官,好长时间犯人不得判决,只在那里耗着,人都快死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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