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67年,宋太祖死去,宋太宗按照宋太祖的既定方针,继续对吴越和漳泉施加压力,终于不动干戈,迫使钱俶和陈洪纳表献土,以两浙和福建地区的15州一军(与州平行的一级组织)100县归降北宋。南方完全统一。在此基础上,宋太宗一鼓作气,灭亡了北汉,延续了数十年之久的分裂割据局面终于结束了,除了辽所控制的燕云16州以外,汉族所聚居的中原地区和南方的广大区域重新获得了统一。这时,离宋太祖逝世刚刚3年。
四、中央集权重文轻武
宋初,宋太祖南北用兵、统一全国的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和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进而创立了一整套为其后代奉若圭臬的“祖宗家法”。
首先是“稍夺其权”,即削弱地方势力。乾德元年(公元963年),平定了荆湖以后,宋太祖作出废除荆湖地区“支郡”的规定。宋太祖宣布,新征服地区仍保留节度使,但节度使驻地以外的州郡“直属京师”,“支郡”被取消了。随着南方诸国的逐渐被平定,罢除“支郡”的范围也越来越大,到宋太宗时,就在全国范围内废除了支郡制度。同时,宋太祖逐渐向这些地方派遣文臣出任“知州”,以取代原来掌管州务的防御使等武将。宋太祖在很短的时间里就选派出上百名文臣,分治原为各大藩所辖的支郡,最终形成了宋代的“以文臣知州事”的制度。
废罢支郡和“以文臣知州事”,使位尊权重、声势煊赫的节度使的权力受到极大削弱,其实际权力仅等于某一州郡的长官,有时甚至徒具空名,仅是一种荣誉称号。自中唐以来藩镇权势过重,坐大地方,尾大不掉的情形终于得到了改变。因而在废罢支郡、以文臣知州事的同年,宋太祖又定立了两项限制州郡长官权力过重的措施:一是“三岁一易”,使“知州”、“知县”在一地任职以3年为限,不得久任。乾德三年,北海军知军杨光美任职已满3年,由于其为政清廉,颇得百姓爱戴,当地有数百人赴京守在宫门口请愿,要求留杨光美继续在北海任职。宋太祖先是下诏劝他们散去,无效。于是采取断然措施,“笞(鞭笞)其为首者”,才将请愿者赶走。另一项措施是在州郡设立通判。通判名义上是与知州共同判理政务的,其地位略低于知州,但事实上由于其负有监督州郡长官的特殊使命(故通判又称监州、监郡),知州往往还要怵其三分。所以有宋一代,州郡长官与通判不和的问题一直存在。
其次是“制其钱谷”,即收夺地方上的财权。乾德二年(公元964年),他发布了一道十分重要的诏令,要求各州除留有必要的经费外,其余财赋中属于货币的部分应全部辇送到京城,不得无故占留。次年三月,又一次重申了这道诏令。唐代以来节度使蓄积大量钱财的税赋“留州”制度被废止。随着钱币的集中,对其余财物的控制也逐步加紧了。
在废除“留州”制度的同时,对于各地大藩镇以“留使”的名义截留地方赋税以及肆意征税的弊政,宋太祖也小心审慎地进行了革除。他以支付大藩镇“公使钱”为代价,废除了留使制度,收回了为地方藩镇所控制的部分财权。对于藩镇任命亲信武将掌管场务、肆意征税的问题,宋太祖处置时就更为小心了。一般都是在该节度使病逝或调离之际,朝廷方才改派文臣管理场务。自此以后,“粟帛咸聚王畿”,地方藩镇失去了对抗中央王朝的经济后盾。
地方丧失了财权,自然也就无法“屯兵自重”了。在这种情况下,宋太祖与赵普所讨论的“收其精兵”的措施实施起来就很顺利了。宋太祖为收地方精兵而创立的兵分禁、厢的制度,也为其后代一直沿袭下来,成为两宋兵制中的一大特色。
宋太祖在统一南方诸国时,为了制止地方割据局面的再现,曾下令拆毁了不少通都大邑的城墙,填平了壕沟。这显然是一个消极的、只解决临时问题的措施。而“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才能收到长远的效果。出现了“天下之权悉归朝廷”、“四方万里之遥,奉遵京师”的新型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以后两宋300多年的统治中,宋太祖所确立的这种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作为“祖宗之法”的主要内容,一直为宋代君臣所恪守。
在调整和确立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的同时,宋太祖对君臣关系也进行了调整。
在他看来,地方权力集中到朝廷,还没有完全解决中唐五代以来“君弱臣强”的问题,因而应该进一步削弱文武百官的权力,使由地方集中到朝廷的权力最后完全集中到自己一人手中,“总揽威柄”,“独制天下”。
宰相是封建社会的“百官之领袖”,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自两汉起,宰相与皇帝议事都是有座位的。宋太祖称帝后,宰相奏事仍沿旧制。有一天早朝,宋太祖突然对宰相王溥、范质说:“我眼睛有些昏花,把你们的奏疏送上前来。”在范、王二相离座递疏时,宫廷侍卫乘机将他们的座位搬走。自此以后,宰相在皇帝面前毕恭毕敬地站着奏事成为定制。宰相的地位也大大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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