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0月,沃尔特·休斯少尉完成了基础训练,申请上多引擎飞机高级飞行学校,因为“我的脾气性格不完全适合当一个驾驶高速飞机的飞行员”,也因为“小道消息说,即使申请上单引擎飞机飞行学校,最终也会被安排上轰炸机,不过是作为副驾驶”。在得克萨斯州的玛尔法陆军航空队机场,他被安排听开学演说,其中说到:“这不是运动员的战争———要接受困难,接受艰苦,接受冷酷无情!”然后到了科特兰机场———在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附近———的B-24学校。一到那里,他就冲到机场维修工作区,第一次看见B-24,感到又敬又畏:“真是巨大啊!”它有4800马力动力,而他之前飞过的飞机最多也就是450马力。当飞机在地上移动时,“摇摇摆摆的”。在第一次飞行中,教官一推节流阀杆,休斯就撞进了座椅,“每根神经都受到刺激”,但真正的刺激“直到我自己操作时才体会到”。引擎动力操作很复杂,涉及节流阀、燃料空气混合、螺旋桨螺距以及涡轮增压器的设定。而且这还不是全部。
一位导航员———唐纳德·柯里尔少尉———回忆他第一次飞B-24的经历时说:“它的难以置信的巨大尺寸、四个强力引擎以及众多设备仪器,令我惊叹不已。”
麦高文在训练课程中接受一位教官的指导,他的作用至关重要。麦高文一到利伯勒尔,把埃莉诺安置在一个房间里,就进了兵营,一位上校告诉他,可以在行动室黑板上教官名字下面找到自己的名字。他和同学一起跑到黑板跟前。每位教官名字下面用粉笔写着四名学生的名字,麦高文的名字恰好在他那一列的最上边。他看到他的教官是雷中尉,怀疑他和诺曼·雷有什么关系。诺曼·雷曾让他回达科他卫理公会学习飞行课程。
就在麦高文怀疑雷与他的大学同学有何关系时,教官进了房间,正是诺曼·雷。雷完成卫理公会的课程之后,就加入陆军航空队,已经服役一年半了。完成训练后,因为飞行技术出色,所以陆军航空队没有把他派往海外,而是安排他做了B-24轰炸机的教官。
“我并不惊讶,”麦高文说,
“因为这家伙只知道吃饭、睡觉,然后活着,一直飞行。”
雷很少对麦高文笑(后来他知道雷向校方要求麦高文做他的学生)。麦高文想:“我不能叫他‘长官’,因为这让我觉得荒唐可笑。”但他又想了一下,说:“长官,我很高兴被分给你带。”
雷回答说:“好。但别想轻松,因为这事并不容易。这儿的课程很艰苦,在这个机场驾驶这种飞机,你就不要打算能有多少放松的时间。”说着,他像是对麦高文微笑,但表面一点儿都看不出来。“而且我告诉你,”麦高文说,“他从来没让我休息过一小会儿———一点儿也没有。如果一个动作大家必须做10次,我就不得不做15次。”
麦高文有很多东西要学,雷有很多东西要教。麦高文回忆说:“他飞出的轰炸机线路像玻璃一样光滑。”雷教麦高文如何读取量表,如何使用开关,如何操作襟翼和方向舵,如何起飞、降落,如何保持水平,如何转弯,飞行时飞多高多快,以及那些对一个飞行员最没用的东西,如上面的高度、后面的跑道或者机场的汽油。无论什么时候,麦高文只要出一个错,或者犹豫,雷就对他痛骂不已。
一次,雷教麦高文在夜间飞行时如何使用B-24上的无线电罗盘,如何回到基地,如何与其他基地和地面联络点联系,如何在仪器帮助下驾驶等等。他和麦高文按程序飞了几次,然后在离利伯勒尔15英里或者更远的地方,往座椅上一靠说:“好吧,带我返航。”
当时是一个很黑的夜晚,地面上没有灯光。麦高文几乎冻僵了,他什么也记不起来,手足无措。
“那好,乔治,”雷说,“这么办吧———要么你把我们带回机场,要么我把你淘汰。”这次没有微笑的暗示。麦高文记得,雷接着说:“我不会发慈悲让你从这儿结业,说你已经准备好驾驶十人组的四引擎轰炸机———我不会这么做的。如果你找不到机场,那就只好收拾东西,错过在航空队服役的机会,直到找到另一个你想要的位置,但不会是在空中飞行的位置,不会是飞行员。”
麦高文想到他所付出的所有努力和时间,想到雷是他大学最好的朋友之一,现在却告诉自己完了。他无法相信雷会这么对他。他又看了雷一眼,没有任何松动的意思,也没看到任何怜悯之情。
学习驾驶17个机组只剩下六个
麦高文回忆,雷问了他几个关于仪器的问题,“都是很基本的”。他一下子恍然大悟,记起雷教的东西,以及要做的一切。“他问完第二个问题,我就完全知道该怎么做了”。他调正方向。“当我看到灯光在前面闪动,整条跑道从黑暗中显现出来,高兴得要命”。 这真是雷曾警告过的艰苦飞行。“我回忆不起来他曾有丝毫松懈。”在战后的一次典礼上,雷告诉埃莉诺说:“我想做的就是让麦高文在战斗中活下来。我觉得训练中对他越狠,他从飞越敌人目标上空的任务中活着归来的可能性就越大。” 约翰·史密斯少尉的过渡学校位于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的麦克斯韦机场。他马上就得知,比起他在高级训练中飞过的飞机,B-24是“巨大的跨越”。他的教官是罗伯特·巴斯克维尔。史密斯和其他三名飞行员都在机上,轮流操控。巴斯克维尔说这样可以节省时间,也给了他们一个机会从别人的错误中学习。他们从学习如何起飞和降落开始,主要是做“碰到就走”的降落,直到巴斯克维尔满意地认为:他们不会在这样做时杀死他或者他们。然后就是横跨全国的飞行。史密斯第二次横跨全国的飞行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旅行”。巴斯克维尔安排的旅程是从麦克斯韦机场到米切尔机场———在威斯康星州米尔沃基附近———在一个炸弹舱中装上啤酒。史密斯打电话给女朋友———19岁的乔安·斯坦顿,住在芝加哥———安排在这次啤酒旅程中与她见面。她去了。他请求她嫁给他。让他又惊又喜的是,她同意了。 在利伯勒尔的过渡学校完成学业后,麦高文到了内布拉斯加州的林肯。这里基本上是一个临时保留基地,埃莉诺回忆说,在1943年—1944年的流浪中,这“是我们曾有过的惟一一段愉快时光”。乔治除了要在地面学校上一些紧急救护和“全身卫生学”之类的课程之外,不用飞行,有了空闲时间。埃莉诺的孪生妹妹伊拉从南达科他来看他们。乔治住在军营,埃莉诺仍然是租一个房间住。 在给他的朋友鲍勃·彭宁顿———在陆军服役,驻扎在英格兰———的信中,麦高文写道:“我一年前就该结婚。我不知道谁会比我和埃莉诺更幸福。我们一起度周末时,总觉得时间过得飞快。”一星期后,他写道:“她在这儿真是让我精神倍增。当然,我见不到她的那些日子总是过得很慢———结婚之前,所有的日子都是这样的。从我认识她起,埃莉诺现在看起来最幸福,我们真的过得很开心。如果在战争的阻碍下,结婚还这么令人愉快———那么在和平时期简直就可以说是绝妙的。鲍勃,我们赶快处理完这些事情,就又能重新开始生活了。” 在林肯,麦高文知道了谁将和他一个机组。传令官召集所有飞行员给他们一张机组人员的名单,包括人名、位置、年龄和籍贯。麦高文选伊萨多·欧文·西格尔军士为机尾射手,另外的射手是威廉·“泰克斯”·阿什劳克军士,来自得克萨斯州赫里福德;罗伯特·奥康奈尔军士,机首射手,来自佛蒙特州的布拉特尔伯勒;以及威廉·麦卡菲军士,球形炮塔射手,来自密歇根州的休伦港。(麦高文后来说:“我一直觉得球形炮塔是飞机上最可怕的地方,你就那样在一个玻璃容器里被悬在空中。”补充一点:球形炮塔射手视野极佳)肯·希金斯是无线电员。 所有的机组成员都是军士,因为陆军航空队早先得知,如果B-17和B-24的机组人员在敌占区跳伞被俘(尽管很多跳伞者在法国地下组织的帮助下,想方设法经由西班牙逃出德占区),他们会被投入第三帝国空军掌管的战俘营。德国人区别对待战俘,军士的待遇要比下士或者二等兵好。不仅如此,一战时的王牌飞行员,帝国空军统帅赫尔曼·戈林,还持一种浪漫的“空中骑士”观点,认为关押飞行人员的战俘营级别高于关押步兵的战俘营。因此,陆军航空队决定所有飞越敌占区的人员都应当是军士或军官。 迈克·瓦尔科军士在名单上是麦高文机组的飞行机械师,他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布里奇波特。麦高文看到他的年龄———31岁———时感到震惊。他想:“要想让这么大年纪的人听命于我,怎么可能(麦高文当时21岁)。”从这天起麦高文开始蓄须,以便让自己看起来老一点。 萨姆·亚当斯少尉,来自密尔沃基,将是麦高文的导航投弹手(在战争的这个阶段,这两项工作由一人承担)。比尔·朗兹将是副驾驶。 麦高文知道他们的名字、年龄和籍贯,但从来没见过。其间,他和埃莉诺有了一点儿机会来享受婚姻生活。 但还有一件事:埃莉诺想怀孕。他问她:“埃莉诺,你难道不想等战争结束再说?”他就要上战场了。他想还要驾驶飞机完成35次任务,其间很有可能回不了家。 他也可能安全回来,但考虑到第八航空队的伤亡人数一直在增加———接近参战人员总数的一半,令人胆战心惊———后一种机会很小。另外,埃莉诺的父亲曾经告诉乔治,如果他要上战场,希望他们不要考虑把一个孩子带到人世。但基于同样的事实,埃莉诺有自己的想法。正如半个世纪以后他所说的:“即便不能确定我能否回来,她至少能确定有一个孩子———我的一部分。” 给鲍勃·彭宁顿的信中,麦高文写道:“埃莉诺从未有任何形式的抱怨。我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人像她这样。依我的判断,她永远不会停止进取。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更加爱她。我真的相信我们金婚时,会比现在更相爱。爱难道不伟大吗?” 然后他想:“嗯,如果她想要,为什么不呢?她跟着我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每次我行动她都高高兴兴地跟着。如果这是她想要的,那么这样了。”她说,这是她想要的,而且现在正是时候。他决定再进一步,然后就那么做了。埃莉诺怀孕后,麦高文写信给彭宁顿说:“我为即将成为爸爸而骄傲,鲍勃。这是我曾有过的最温暖而愉快的感觉之一。埃莉诺比以前任何时候都高兴。” 沃尔特·肖斯塔克少尉像麦高文一样,在堪萨斯州的利勒伯尔学会了驾驶B-24,然后到内布拉斯加州的林肯见机组成员。他们是从得克萨斯州拉伯克来的机尾射手鲍勃·布鲁尔;机械师杰克·凯波,来自新墨西哥州的罗斯维尔;无线电员亚历山大·杜贝茨,来自俄亥俄州的阿克伦;一个名叫查尔斯·C施雷普希尔三世的前加拿大飞行员是机身中部射手;导航员来自伊利诺斯州,叫小里奥·斯特兰德尔,大家坚持叫他乔;投弹手来自特拉华州的丹佛,名叫爱德华·“埃迪”·里德;副驾驶来自康涅狄格州的温莎,名叫约瑟夫·德林斯基。肖斯塔克是俄国移民。无论来自何方,他们现在全都在陆军航空队服役,这个事实是最重要的。他们和其他空军战士给了肖斯塔克深刻印象,他们是“美国的一个横截面。他们既好又坏、既愚笨又聪明、既不道德又品德高尚,是人性的切片”。但他补充说:“我们都懂得的一个道理:你要照顾自己的兄弟,因为他们也照顾你。”他们一起训练,其中有麦高文及其机组成员,还有其他几百个人,在爱达荷州的霍姆山。就在训练中,肖斯塔克失去了他的高中同学理查德·朔恩,当时他驾驶B-24撞到山的一面———这种危险并非罕有。 导航员罗兰·帕平少尉在加利福尼亚州里弗塞德的马奇机场加入机组。机组成员来自全国各地。从他们集合的那一刻起,“我们住、睡、吃、工作和玩都在一起。我们将共同生活到死或者战争结束。”19岁的帕平是最年轻的一个。邓肯少尉26岁,对帕平而言,看起来有些“古老”,但这两人关系很近。帕平回忆说:“邓肯喜欢喝酒,但我不喜欢,因此我确保他不会遇到麻烦。” 他们的训练任务都在加利福尼亚海岸附近以及海岸之外的太平洋上空进行。所有机组成员都要练习各自的技能:识别轰炸路线、起飞和降落、空对空射击、导航、无线电操作,以及其他所有能让他们做好战斗准备的东西。这样几个月后,他们接到去欧洲的命令。不过,在此之前是十天的假期。他们八个人把钱集中到一起去了旅游胜地阿罗黑德湖,帕平说,在那儿他们“度过了一段的美好时光。我们住得像国王,以各种享乐填满参战前最后的放纵时光。邓肯作为男人,经验丰富,通过让我快速地了解成年人的生活秘密,他奖励了他的年轻监督者(我)。我在阿罗黑德湖坠入爱河。在同克里丝、苏珊、罗莉、爱米说‘拜拜’之前,我在加利福尼亚已经恋爱数次了”。 机组成员之间发展并保持一种密切的关系非常重要。他们住在一起,军士在一个地方,军官在另一个地方。恼人的习惯会被放大,毁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例如他们的口音,喜欢的音乐,所用的粗话,对女人、酒精、图书或者漫画的不同口味,政治观点,吹牛夸口或者不同寻常的谦虚,洗东西或刷牙的方式,穿衣服的方式,从家收到的包裹,所玩的或者喜欢的体育项目,开的玩笑,让他们笑或者哭的东西,一切的一切。 他们已经走在成为战士的路上。他们需要有不同于平民百姓(无论是干什么的平民)的亲密关系。他们的生命危若累卵。他们每个人的安全绝对必须依靠其他人各司其职、不出差错。他们不仅必须互相扶持前行,还要毫无疑问地相互信任。他们被抛在一起。在安排到同一机组前,他们之间大多数互不认识。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同在陆军航空队服役,都渴望飞行,有着从来不说或很少说出的爱国主义,以及———最重要的———都是年轻人。大多数人的年纪是22岁或者更小。 唐纳德·凯少尉,投弹手,于1944年4月在得克萨斯州艾尔帕索的比格斯机场认识了他的机组成员。安排的副驾驶是个已婚者,但“他想在第一个礼拜创一个性爱记录,把机组其他人吓得够呛”。军士们聚在一起,来找凯和导航员,请他们告诉飞行员这个副驾驶必须离开。后者很高兴这么做,很快副驾驶就换了。有一个机身中部射手是酒鬼,“我们也把他给驱逐了”。最后,这个机组的人分别来自堪萨斯(飞行员)、伊利诺斯(副驾驶)、印第安纳(导航员)、康涅狄格(凯,投弹手),军士则来自威斯康星、密西西比、纽约、西弗吉尼亚和新泽西。 1944年,与凯的机组一起训练的最初有17个机组,到战争结束时只剩了六个。在欧洲,凯所在的465轰炸大队损失了35个机组。他的机组是1944年7月22日到达欧洲的四个机组中惟一幸存的。其他三个投弹手,两个在行动中死亡,一个成了战俘。 沃尔特·巴斯金曾希望做一个战斗机飞行员,但令他沮丧的是,安排他做了B-24的副驾驶。在1944年1月初,他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布莱斯的航空基地接受训练。他的家信揭示出训练是多么艰苦。1月3日的信中说:“一到这里,我们就没日没夜地在这架B-24上飞,他们总是让我们很忙。现在是晚上9点,我今晚10点—11点必须去林克,然后明天还要早早起床。你们可以明白睡觉在这里根本就不被当回事。你要做的就是工作,如果你不工作就无事可干,所以你只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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