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主要的是毛泽东对争取一省或数省胜利毫无信心,对夺取中心城市更是不赞成,这种同志在军事领导岗位上,国际路线是很难贯彻的。
项英对周恩来的调和主义,深感不快,他必须抓住实质性的问题:
“我们认为,毛泽东同志丝毫没有认识自己的错误,为了保证国际路线在红军中得以贯彻,毛泽东同志应该离开总政委的岗位。”
“不!我不同意。”周恩来一改往常的冷静,炯炯目光直视着项英,大声地说,“我们应该承认,我们前方的同志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后方中央局的同志集中火力反对等待倾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应该充分认识敌我力量的对比。敌人正在准备大举进攻,而我们不做准备,就不可能有效地粉碎敌人,这一点,后方的同志应该给以充分的估量。……我不同意对毛泽东同志的过分批评。我深深知道,我们在前方的同志是尽一切可能进行战斗!”
“对毛泽东同志的批评,并不存在过分的问题!”凯丰立即激烈地反驳,“而是过分温情姑息的问题。”
“对红军力量估计不足,过分夸大困难,这是右倾机会主义倾向,不是批评的问题,而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问题!”
项英怒气冲冲,寻视着会场,似有无尽怨怒要向外发泄。
“应该平心静气地谈清问题,过分激动并不利于问题的澄清与解决。”王稼祥又重申自己的意见,尽量说得缓和。但是项英感到了某种屈辱,他认为王稼祥这个吃洋面包长大的“苏俄派”应该支持他才对。
会议室里又笼罩着令人难堪的沉寂,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项英身上,集中在他难以捉摸的性格上。有这种性格的人,会满腔热情地去完成上级交给的任何任务,表现出特有的认真负责和魄力。但有时又会固执地坚持一种明明不合实际的教条,决不承认新发现的真理。容易绝对,善走极端。后来陈毅对他的性格作过这样的评语:“狭隘而不开展。顾小利而忘大义,逞英雄而少办法。”
项英在6年之后的“皖南事变”中临时动摇,换上便衣首先脱逃的行为,就表现出他性格的弱点。
项英阴沉着脸。残酷斗争来不得半点温情:
“我们必须无情地打击右倾机会主义,保证国际路线的完全的实现!”
几个委员表示附议。他们对项英的坚强的政治原则和斗争性给予应有的尊重。
会议的内容,会议的争辩,会议的情绪,不断地重复推磨,一圈二圈又一圈。疲劳轰炸,一直推到精疲力尽,达到预想目的为止。
“当然,批评可以从严!”周恩来用伤感的目光巡视着会场。感到如果双方硬顶,斗争便会升级、促成对方采取极端措施,那就很糟。不弯则折,把事情弄僵是不利于大局的。他转圈说:“可是,组织的变动是不应该的。毛泽东同志的经验偏重于作战。他的兴趣也在主持军事工作,留在前方是适合的。”
王稼祥赞成周恩来的看法。
项英却立即反驳,声调越来越坚决。
“现在中央局关心的不应该是如何照顾某个同志的经验和兴趣,而应该注意的是如何在红军中执行国际路线!”
此时,已是下午一点钟。周恩来宣布休会,下午三时再开。
四 推迟表决
会议又进行了一天,照旧推磨,项英有些不耐烦了:“我认为争来争去已经没有意义,有的同志发言,专谈枝节专谈现象,不谈根本不谈实质,这是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同志的责任。”
他冷峻地望了周恩来一眼,“问题反而被搞复杂化了。归根到底是路线问题,既然如此,不但在思想上解决政治上解决,而且应该从组织上解决!”
思想解决意味着批斗;组织解决意味着改变领导,对某些人要撤职查办。见惯不惊,会场气氛并没有由此而更紧张。
“我认为摆摆前线的困难、也不是不可以……”
“困难永远都有!”顾作霖立即恶声打断对方,“问题是右倾机会主义者们畏惧困难,夸大困难,不去解决困难!”
“对!”凯丰象喊口号似地叫道:“我们共产党人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问题是后方对前方的要求过高。”周恩来说。
“问题恰恰在这里,”项英紧盯着周恩来,激烈地打断他,“前线同志认为中央要求太高,国际要求太高,就等于说中央和国际的指示脱离实际。有这种极端错误的思想,怎么还有决心去克服困难呢?精神先垮了嘛。”项英终于抛出了最有刺伤力的杀手锏。“怀疑国际指示的正确性,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从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看,我军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可是,现在,前方同志总是完不成战斗任务。……”顾作霖进一步补充,“主观不努力,客观找原因。……”他本想来几句狠的,可是他找不到更具杀伤力的投枪。
会场上,大概只有陈毅最清醒了。他身侧事外,比较客观。他深深感到权力是一种可怕的力量既可以推行真理,也可以扼杀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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