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汝清战争经典系列:湘江之战_黎汝清【完结】(49)

  赛克特并不直接露骨地宣称他反对三民主义,却向蒋介石灌输:领袖必须有绝对权威。“独裁”,在冯·赛克特的心目中,并不是贬义词,它是实行专制的必须,他引证希特勒的话说:

  “决不能实行多数决定制度,只能由负责的人来作决定,当然每个人身边都要有顾问。……由一个人单独作决定的原则是绝对责任与绝对权威的无条件的结合。……”

  这段话并非希特勒的原话,却很符合希特勒的精神(有心的读者可以在希特勒的《我的奋斗》449页至450页找到阐述这一思想的长篇原文)。

  希特勒的思想,在赛克特看来,并非独创,它是由第一帝国,第二帝国的思想继承和发展而来。他向蒋介石引证俾斯麦在1862年担任普鲁士首相时宣称的那段举世闻名的话:

  “当前的重大问题,是不能用决议和多数表决来解决的,……而是要用铁血来解决。……”

  这位著名的“铁血首相”在解决重大阿题时,除了铁和血以外,他还辅之以一种巧妙的外交手腕,往往极尽诡诈之能事。……

  国民党的“领袖超越一切”,“一切服从领袖”,“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提倡个人独裁的一切言论,后来复兴社的“借法西斯之魂,还国民党之尸”的妙论皆出于此。

  但是,蒋介石并不是没有主见的人,他知道照搬法西斯主义并不符合中国国情,他只能吸取适用于他的一部分,他懂得中国有着两千年的封建根基,孔孟之道浸透了民族的灵魂。希特勒和曾国藩对他来说,都有参照价值,但他绝不是希特勒也不是曾国藩。他是独特的蒋介石式的蒋介石!

  如果把冯·赛克特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对学员们的训话和蒋介石的校训比较,就知道他把西方法西斯主义和东方封建专制主义结合得多么巧妙。他鼓吹“挽救国魂”、“挽救军人魂”、“创造国家新生命”,所谓“军人精神”就是“智、信、仁、勇、严”。所谓“民族精神”就是“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他大力提倡“力行主义”,在“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统帅”、“一个命令”下,“完成安内攘外复兴民族大业”。他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来自孟轲,他的“四维”来自《管子·牧民》,……他是各种专制思想、孔孟之道和法西斯主义的混血儿。……

  冯·赛克特,还大量引证他的同胞黑格尔关于战争的论述,黑格尔宣称:“世界历史不是幸福的天国,幸福时期是历史上空白的篇页。因为这些时期是和谐一致、没有冲突的时期。……”在黑格尔看来:“战争是最伟大的纯洁剂。它有益于为长期和平所腐化的各国人民的伦理健康,正如刮风使海洋去除长期平静所造成的污秽一样。”

  黑格尔的道德伦理观念和强烈的使命感启发了希特勒。赛克特认为,如果谁认真地读过黑格尔的著作,就不难了解,希特勒和马克思一样,都从他的灵感中得到启发。

  忧患足以使人生存,安乐足以使人死亡的孟子哲学,与黑格尔的战争观也很相近。

  黑格尔认为干大事业的人,绝不能以喃喃连祷的那些个人品德——谦虚、仁爱、宽容——来反对去干世界性的功业及其实现发生的冲突。建立强大的国家,必须践踏许多无辜的花草——压碎它的前进路上的许多东西。

  由于不受伦理道德的约束,在行动时刻来临时,希特勒就能够于心无愧地干出最残酷无情的勾当来。

  这些“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和“战争狂”的思想,也影响到蒋介石,他在庐山军官训练团训话时,曾引证过希特勒在1925年《人民观察家报》上写的长篇社论《新的开端》和他在贝格勃劳凯勒酒馆举行的纳粹党徒集会上,演讲结束时高呼的口号:“除了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以外,共和政体也是‘敌人’。……我们的斗争只有两种结局:不是敌人踏着我们的尸体过去,就是我们踩着敌人的尸体过去!”

  “现在,共军在哪儿呢?”

  这个突现的念头打断了委员长杂乱无章的沉思。他双手扶案猛然站起、急步跨到占去半面墙壁的中国大地图前。这才是他真正的游目骋怀的地方。

  二 “聚歼于湘江潇水之间”

  蒋介石在1:500000的中国大地图前足足站了半个小时。

  他要像希特勒统一德国那样统一中国,为时尚远,但他实实在在地感到自己力量的强大。

  1936年7月9日,在陕北白家坪,周恩来与斯诺谈话时,客观地评价了这个时候的蒋介石。

  斯诺:“你认为蒋介石的势力比前几年增强了还是削弱了?”

  周恩来:“1934年蒋介石的势力发展到顶峰,而现在正在迅速衰落。在江西五次‘围剿’时,他能够动员50万军队发起进攻和进行封锁,那是他势力最强大的时期,在他粉碎了十九路军,迫使我们撤退以后,他就成了长江流域的霸主。但这一切取得,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从此,他的内战口号已完全失去了号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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