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的起源_[美]汉娜‧鄂兰【完结】(80)

  布列恩维利耶尔深受十七世纪强权学理的影响,同时,也是史宾诺莎的一位近代的忠实门徒,他翻译了史宾诺莎的“伦理学”,也分析了他的“论宗教政治”一书。他接受、并应用史宾诺莎的政治观点,承认强权可以成为征服者,征服者的作为可视为一种独一无二的判断依据,来衡论人与国家的自然素质以及人之特权。从这里,我们可以探察出“强权出公理”这桩教条后来由自然主义加以变形的痕迹。这项观点可以连结一桩事实,既是:布列恩维利耶尔是其时代的一位杰出的自由思想家,同时,他攻击基督教会,绝不是单纯出自于反僧侣的动机而已。

  布列恩维利耶尔的理论,无论如何,仅仅是处理民族的问题,而不是种族的问题。这项理论把优越民族的权利奠基于历史行动与征服之上,而不是以外在环境的事实作为基础——虽然历史行动往往影响着征服民族的自然素质。为了抗衡由绝对君主政体与Tiers Etate(第三阶级)相结合下产生的崭新的国家观念,布氐将法国分裂成两个不同的民族。正当国家的观念必须有所创新,必须根本改革时——尽管此观念尚未与民主政治有任何关联,犹如法国大革命所显现出来的——布列恩维利耶尔却提出反国家的学说。他不晓得内战的真正意义,却在他的国家里鼓荡出一连串的内战。这段期间,法国有许多贵族不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代表,却认定自己是别具地位的统治阶级,对于有着“相同社会与处境”的异地民族,他们反而觉得比自己的同胞更有亲密的认同感。法国这种反国家、反民族的趋势,确实发挥了极深远的影响力,在十九世纪时,那崭新的种族学理终于完全吸收了这种趋势的特质。

  法国大举命的爆发,迫使无以数计的法国贵族窜逃至国外,恳求德国与英国的庇护。然而,不必等到这场革命爆发,布列恩维利耶尔的观念已经演变成一种有效用的政治武器,同时,他对法国贵族阶层的影响力更是强劲,从杜布耶-南柯(Comte Dubuat-Nancay)的著作中,可感觉出这种力量。这位贵族要求法国的贵族及其欧陆的同伴们,有更亲密的结合关系。在法国大革命前夕,这些法国封建政体的代言人感觉岌岌可危,因而冀望“能创造出国际性的、具有原始民族根源的贵族阶层”,看来,唯有德意志的贵族才能符合此项要求,因为法国民族的根源似乎与德意志的民族根源相同。法国境内那些较卑微的阶级,尽管不再是奴隶,也并非生而自由的,他们是由那些生而自由的贵族“解效”之下才得以自由。数年之后,法国的流亡贵族尝试缔造一国际性的贵族阶层,这纯粹为了阻挡革命的发生。在他们眼中,鼓动革命的人都属于具有奴隶性格的民族。在实贱的层面上,这项企图虽然遭受种种危难的折磨;譬如:伏尔弥(Valmy)这位流亡贵族就与维礼耶尔(Charles Francois Dominique de Villiers)一样,在一八○○年代以“高卢族的罗曼人”(Gallo-Romains)来反对日耳曼民族;或者犹如亚尔特(William Alter),于三○年代梦想建立一结合所有日耳曼族的联邦;但是,他们却不承认这项企图的失败。也许,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是叛逆者,因此认定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异地民族之间的战争”——犹如吉佐后来所强调的。

  由于布列恩维利耶尔所处的时代较少动乱,也比较平静,因此,他所提出来的“贵族权利”的学说,只是奠基于“征服者权利”之上,尚没有直接诋毁其它被征服民族所具有的本质;相反的,盂德劳席尔(Comte de Montlosier)——在法国亡命者群中,他的人格令人觉得可疑——则公开蔑视“这兴起于奴隶阶级的新民族……这所有时代所有种族的混合物体。”。时代显然是改变了;贵族不是属于非征服的民族,因此也必须有所改变。他们断然摒弃了古旧的观念,那曾经被布列恩维利耶尔与孟德斯鸠认为可亲的观念:“唯有征服始能决定人的命运,幸运之神永远降临于强大的军队”。席尔耶(Abbé Siéyès)出版了他那有名的宣传小册子,对Tiers Etat(第三阶级)强有力地宣称:“所有保留着荒谬的虚矫气息、认定自己是源自于征服民族并承继着特权的家族,必须被遣送回法兰柯尼亚(Franconia)森林”;就在这个时候,伏尔弥那有名的“贵族意识形态”开始出现于历史舞台之上。

  早期,法国贵族在与资产阶级斗争时,竟然发觉他们是属于另一个民族,源于不同的血缘;也觉得他们与法国的泥土隔离,而与一种国际性的阶层有更亲密的结合感。就在这个时刻,法国所有的种族理论均支持“日耳曼民族论宗”(Germanism)或者提出“北欧民族优越论”来反对自己国家的民众;这是一桩多么怪异的现象。鼓动法国大革命的人们如果在心智上认同了古罗马人,那么,其原因不在于他们以自己贵族性格中所具有的“日耳曼血统”来包容“拉丁血统”的第三阶级,而在于他们自认为是古罗马共和国的精神继承者。此种历史性的宣言不同于贵族的部族认同(既是把贵族阶层视为一特异的部族),或许,这是防止“拉丁民族论宗”(Latinism)演变成为理论的原因之一。令人困惑的是:法国人竟然比德国人,或英国人更早坚持着“日耳曼民族优越论”的固定观念。一八○六年,普鲁士战败后所产生的德国种族意识激烈地反对法国,但并不因为德国种族意识的滋长就改变了法国的“种族意识”。在一九四○年代里,狄尔礼(Augustin Thiery)依旧抱持着“种族即是阶级”的观念,同时也区分“日耳曼种的贵族”与“塞尔特(celtic)种的资产阶级”之间的不同雷姆塞(Corete de Remusat)这位贵族也宣称欧洲的贵族阶层是渊源于日耳曼民族。最后,在葛必诺的手中,法国贵族的此种议论转变成一种圆熟的历史学理,宣称已寻究出文明衰微的秘密法则,也被历史抬举臻至科学的领域,使它同享学术的尊严。由于葛必诺的拓展, “种族思想”终于完成它最初的阶段,而继续往第二阶段迈进,但其影响力必须等到二十世纪才发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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