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奇怪的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势力竟然那么微弱;尊奉自由的政治家,有许多是言行不一致且没有履行其承诺的,这种情况,时常被归诸于投机主义,以及受贿赂,然而,还有更深刻的原因。譬如,葛莱斯敦领导自由党时,曾经许下一个诺言:一旦当选首相,便自埃及撤军;但是他食言了;此种行为我们不能归罪于投机主义。这些政治家半是自觉的(但几乎从不明确表达出来)与民众共享一项信念,那既是:国家体制中有许多分裂的阶级,同时,阶级斗争是现代政治生活的一显着特征,因此,国家的统一往往濒临险境。在此情况下,扩张一旦能替整个国家提供一共同的利益,就是一种救国的途径。基于这个原因,帝国主义遂被允许为一种“依赖爱国热忱的寄生虫”。
此种希望部分是源自于那古老的、不正确的“治疗”方法——以海外冒险来矫治国内的冲突。国内事务与海外冒险事业,两者毕竟是泾渭分明的。冒险既使能在短期间消弭此种冲突,但绝无法永远消弭它们,因为冒险的本质是受到时空限制。在一开始,帝国主义者的扩张冒险,看起来,似乎是一种永久的解决途径,因为一般人皆认为扩张冒险是永无止境的。但就更深一层来看,帝国主义并不是一般人所认为的冒险——原因何在?因为它并非依赖民族主义的宣传口号,而是奠基于稳固的经济利益之上。在一个利益不一致的社会里,人一致认为公众利益既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在这样的社会中,扩张遂很可能被视为国家整体的利益。有产有势的阶级已经使每一个人皆相信:经济利益与拥有权是健全国家体制的基础;甚至,非帝国主义的政治家看到共同利益出现于地平线时,也轻易地就被说服。
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是两相冲突的,为甚么民族主义却有发展成帝国主义的趋势呢?原因是:任何一个不适合帝国主义发展的民族国家,愈是冀望并吞殖民地民族(这是与它本身的政治体制相冲突的),则会愈激烈地压迫殖民地人民。在理论上,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是相互隔离的;在实际上,部族的民族主义(trilbal nationalism)与绝对的种族主义可以连接此种隔阂。从一开始,所有的帝国主义者均宣称:“他们是超越政党利益之上”,而只为国家利益说话,这是真实的吗?我想,只有在拥有少数或根本没有海外殖民产业的中欧与东欧国家里,这才可能是真实的。暴民与资本家的结合,发生于每一个国家中,他们憎恨(且猛烈的攻击)国家体制以及所有党派。
在欧洲各国里,尊奉帝国主义的政客对于国内问题均抱着藐视与轻忽的态度,尤其是英国。如樱草会 (Primrose League,1883年成立的保守党团体)这类“超越政党之上的政党”所散布的影响力只是次要的,帝国主义才是最主要的影响力,由于帝国主义的影响,使得两党政治退化成为国会前席制(front Bench)。此种国会前席的体制,导致议会中“反对力量的衰微”,也导致“内阁反对众议院”力量的滋长。当然,此种政制的转变完全是一些政策所带来的结果,它们宣称自己是为国家整体说话,因而能消弭党派相互之间的倾轧与特殊利益的冲突。这种美丽的言语,能吸引与蒙蔽一些依旧抱持政治理想主义的人们。“结合统一”的呼唤与战争的呼唤是相似的,此种呼唤,往往导致人们走入战场;然而,没有人发觉结合统一蕴含着绵延不绝的战争因素。
比起其它任何党派,政府官员更主动地参与那烙印着帝国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活动;他们也把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相互混淆。一个民族国家的建立是依赖文官的甄选制度,它是一种永久不变的公务员体制,这些公务员不论阶级,不论政府的改变,全心全意替国家服务。他们的职业尊严,以及自尊,尤其在英国与德国,是导源于此种替国家服务的精神。一个国家的基本主张应是独立于任何政党之上,这些公务员则是唯一能支持国家此种主张的团体。民族国家自身权威是依赖其文官任职的经济独立与政治中立,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此情况愈是明显。然而,民族国家体制的崩溃肇始于恒定不变的行政制度的腐蚀与一种普遍流行的信念的散播,这项信念即是:文官职务的薪资不再是由国家支配,而是由有产阶级来支配。在十九世纪末叶时,有产阶级已成为一掌有统御实力的阶级,因此,任何一位国家的雇员,如果再相信自己是替国家服务,那么就显得荒唐可笑了;阶级的分裂使他们置身于社会体制之外,也迫使他们形成自己的派系。在殖民地里,文官当然能躲避国家体制的分崩离析;在海外统治着异族,使他们更能假装自己是一位替国家服务的英雄,并自认为“由于他们的服务,助长不列颠民族的荣耀”,这是在国内服务所无法达成的。殖民地不再单纯是“为上层阶级往外疏散而设的巨大系统”,犹如詹姆士.弥尔所描述的;现在,他们已成为不列颠民族主义的中流砥柱,他们发觉管理海外殖民地与治理异族才是服务英国、实现英国利益的唯一途径。任职海外的文官也相信:“处理那些被征服的种族的体制,才能真正表现出一个国家特别的天份。”
英国、德国或法团的公民远离其祖国,才能真正成为一位英格兰人,法兰西人,或德意志人。在自己的国家里,他们与经济利益或社会忠贞心意纠缠不清,致使他们感觉到唯有在海外才能更贴切属于自己的阶级。扩张给予民族主义一种鲜活的生命力,也因此被视为国家体制的一种工具。新殖民团体与帝国主义者的联盟,感觉到自己“远离党派斗争”,并且加强了“自己是国家利益”代表的信念。这也显示出帝国主义之前,各个国家极度绝望的情况。这段期间,面对着人的生产能力日益强大的各实况,可以看出各国的政治制度脆弱不堪,社会体制已经不合时宜,甚至自保的方法也毫无成效、令人绝望。最后证明了尝试补救的途径比原有的罪恶更糟——它不能治疗任何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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