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的起源_[美]汉娜‧鄂兰【完结】(63)

  在时间上,在衡量的范围之内,那么有信心地去分析与确定这些当前的趋势或许还太早。现在,我们看得比较清楚的似乎是那难以驾御、势力相当强大、足以摧毁新成立国家宪政发展、动摇旧有国家共和体制的过程。例子太多,不胜枚举;但有一种现象的征兆是那么的不祥,使我们不得沉默、轻易放过它,即是:由秘密特工操纵的“隐密政府”(invisible.government)正逐渐渗透到国内的事务、文化、教育和经济生活的层面上;现在,这种现象愈来意明显。因之,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艾伦.杜勒斯(Allan W.Dulles)的证言,他说:从一九四七年开始,我们国家的情报人员“比起任何国家的政府情报人员,享有更多、更大的影响政府的权力”。但同时也没有理由相信:一九五八年杜勒斯发表这个证言后。这种影响力日愈削减。许多人也指出这个“隐密的政府”对“可见的政府”的制度具致命的危险;但较不为人所知的或许是:帝国主义的政策与“隐密政府”和秘密特工的统治之间具有传统的、密切的关联。有人相信: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之所以建立起秘密特工的组织网络,最主要因素在于苏联间谍网威胁美国的生存,但这种见解是错误的。战争促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就是这种世界强国的地位(而不是国家的生存)才受到以莫斯科为导向的共产主义革命势力的挑战。

  促成美国成为世界强国的因素不论是甚么,总不会是美国刻意规划出一套引导世界的外交政策,也不会是美国企图统治整个世界。同样的,这个国家最近虽然有蹈入帝国主义权力政治的倾向,但并不会刻意规划出一套引导世界的外交政策,也不会企图统治全球,这个国家的政府形式比其它任何国家更不适合帝国主义的权力政治。西方国家与其它国家之间的隔阂(不仅仅重要地显现于财富,也显现于教育水准、工艺科技与一般的能力上)自从真正的世界政治活动开始以来,曾经瘫痪了国际间的关系。这种隔阂最近在急速进展的交通系统与因此而缩短地表上距离的压迫下,并没有消除,反而恒定地增加,至今则显现令人惊异的比率。“落后国家人口的成长率竞双倍于较进步的国家”,单单这一种因素就足以使落后国家靠拢那些能给予他们剩余食粮、科技与政治知识援助的国家,但也是这项因素使所有的援助归于无效。显然,人口愈多,每人能接受的帮助就愈少。实行大规模的援助计划二十年之后,那些曾经无法自助的国家就会愈来愈贫穷,在政治上与经济上,也会愈呈现出动荡不定的现象。就帝国主义的机会而言,这种处境会愈来愈有利,原因很简单,既是:众多数目并非小问题(Sheer numbers have never mattered less);而南非的白种人的统治(在这个地方暴君政体的数目超过十)大概从未比今天的情况更安稳。这种客观的形势可以把所有的外国援助转变成外人统治的工具,同时,使得需要这种帮助的国家在接受“被征服种族的统治政府”形式,或者急速沉沦于无政府状态的式微之前,都减少外在生存的机会。

  严格说起来,这本书主要是处理欧洲的殖民帝国主义,据我们了解,这种帝国主义在不列颠宣布结束印度的统治权时,就结束了。这本书也述说欧洲民族国家解体而蕴含后来促使极权主义运动与政府兴起的必要元素的整个故事。帝国主义时期来临之前,并没有“世界政治”(world polities)这回事,没有它,极权主义征服、统治全球的声言就毫无意义可言。在帝国主义时期里,民族国家体制显然没有能力规划出一套新的治理规范,来处理那已经变成全球事务的外交事务,或者迫使世界其它各地处于“罗马和平”(a Pax Romana)的状态。帝国主义的政治偏狭与短视因极权主义的大灾难而结束,而极权主义造成空前的恐怖掩盖了前一个时期(指帝国主义时期——译注)显现出来的不祥事件与甚至是更令人觉得震骇的心态(mentality)。学者的研究只把焦点摆在希特勒的德国与斯大林的俄国,而不关注那些较无严重伤害性质的先驱者。帝国主义,除了要攻讦它时才会提起,其他时间几乎为人所遗忘,而这项事实之所以引入悲叹,最主要的因素在于:最近几年,帝国主义跟当代的重要事件愈来愈有关联,因此,美国对北越不宣而战的事激起双方面的争论,这场争论,双方面都引三十年代极权主义统治的影像出现且渐趋明显时的例子,或者以慕尼黑事件作为对照。然而,今日政治上的言行的威胁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政治的行动与言辞的自圆其说极为相似。我们也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始于某一个小地区的星星之火,而后逐渐蔓延造成一场波及全世界的大火。

  这本书强调当代世界的处境跟这一段几乎被我们遗忘的时期之间的关联,看出这一种关联或许令人觉得难过,但这并不意味逝者已矣,也不意指我们正进入一崭新的帝国主义政策时期,或者在任何环境下,这样的帝国主义必然由极权主义造成的大灾难给予结束。不论我们从过去能学习到多少,对过去的认识并无法使我们预知未来。

  汉娜.鄂兰

  一九六七年六月

  第一章 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

  从一八八四年到一九一四年这三十年期间,是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的分野,也是帝国主义的时代;一八八四年,欧洲结束了对非洲殖民地的争执,也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泛主义运动”(pan-movement)(如“泛日耳曼主义”运动、“泛斯拉夫主义”运动等,详见本书第四章——译注)。而一九一四年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端。在这三十年之间,欧洲是处于静寂的滞留状态,亚非两洲则有刺激性的发展。总而观之,这段时期有某些基本景观太相似于二十世纪所产生的极权政体之现象;因此,我们可以很合理地认为这三十年正是酝酿了那即将到来的大灾难。此外,它那滞留的状态,使我们更确定它依旧是十九世纪的一部份;在这里,我们实在无法避免以某些人士的聪慧眼光来观照这段看来似乎接近但却遥远的过去,这些睿智之士了解故事进展的终结,也认识到它割裂了欧洲历史绵延的潮流,犹如我们在二千年以前就了解一样。同时,也必须承认:对于这段时期,我们是怀着一股乡愁式的情感,仍然称它为“充满着安全的黄金时代”;因为,在这个时代里,甚至是恐怖的现象与事物均显现出一种温和的外貌,而且这个时代的人也能以一种礼仪来控制它们;鸟瞰这个时代的景观,会令人联想起活跃健康的气象。总而言之,不论我们与这段过去的时间是如何接近,对于本世纪见识过集中营生活与集体处死的人而言,这段时期所弥漫的气息以及西方历史的其它任何时代,均与现在的情境截然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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