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和周都曾当过隋的助手,现在他们成了师傅.他俩对香和我都很好.李对我们的拖拉机了如指掌,他远比隋要精通业务.如果我们有问题解决不了,总是第一个去找他,有时他只要听我们把问题讲完,就分析出症结所在.和他在一起干活是件有意思的事.他心灵手巧,从他那儿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有时我也感到拘束,因为他百般小心,自己的事他守口如瓶,别人的事也讳莫如深.当然这都可以理解,他虽和我们一般年纪,却不是知青,而是困难时期从四川来的盲流.人们还说他的父亲是地主.
我们的另一个师傅周,则是北京来的知青.1968年他还演过肖继业,当时我们选中他是因为他热情肯干,和戏里的主人公肖继业一般无二.这出戏演过之后,城里来的年轻人唱歌跳舞的热情已成强弩之末,谁也无心再排演第二出戏了.大家各忙各的,我在猪场干活于得晨昏颠倒,周开拖拉机春种秋收,大家逐渐相忘于江湖.
现在我们忽然得以朝夕相处,有很多时间交谈.整个夏天,我们干的活就是在大豆和玉米地里中耕.漫长的白昼,亮丽的太阳,中耕机白色的帆布雨檐下,凉风习习.我们的拖拉机在大豆和玉米的幼苗中穿行,闪亮的犁铧翻起层层黑土,将野草埋进地里.我们镇日像是航行在广袤的绿色海洋上,船尾卷出千堆波涌.
那段日子,我对周充满好奇.我想知道为什么别人说他父亲有严重的历史问题.但这个问题实在太敏感,提出来肯定尴尬.同时我想周也是听了我的日记的,不知他作何感想.当然他对日记这件事三缄其口.我们只好聊别的.
我记不太清楚那年夏天我都对他说了些什么,零零落落,我讲的不外乎二姨、瑞士和机关大院这类事.他也对我讲了他家的情况:一家六口,父亲在起重机厂工作,母亲是家庭妇女,他是家中老大,三个妹妹还年幼,上小学和中学.
闲聊中,我还了解到他离开北京前家境相当不好.六口人挤在一间不大的屋子里,屋子是他父亲的单位50年代分的,那时只有周一个孩子,而且他还小,所以不显得太拥挤.后来,其他孩子相继出世,房间越来越逼厌.他们又在屋子的南头搭了一间简易房.简易房占满了院子的地,还挡住了大房间的阳光,但他们总算又多得了几分空间.邻居们也都这么做.他们的简易房白天是厨房,晚上就成了周的卧室,他在这间小棚里一直住到离开北京.
周的父亲是四级工,每月挣54元,当然这不足以养活六口之家.他家里的人必须到邻近的工厂揽点活儿来:晚上他们全家常在一起糊火柴盒.中国的火柴盒由匣子和小盒子组成,周一家人得分工合作,有人糊匣,有人糊盒,等两者都吹干了,才能将小盒子套到匣子里.每一步都是手工操作的,如此折腾才做成一只火柴盒.
后来我到北京探亲时去他家拜访,坚持要试一试糊火柴盒.整整一个晚上我们5个人紧赶慢赶,才做了200来只,工厂每11只付8分钱,也就是说,整个晚上我们才挣了不到两毛钱.做到后来,我越来越心浮气燥,心想要我于这种活儿糊口,我宁愿饿死!周却说有火柴盒糊就不错了,工厂并不保证供这份活给他们,其他工人家庭也一样困难,愿意干这活儿的人多着呢.
听了这话,我一时语塞.突然我想起小时候,到了夏天,母亲每天都给我5分钱买冰棍儿.我也觉得理所当然,就这么点小钱.我的同学都有零花钱买冰棍儿.现在我才意识到这是多么奢侈的事,对周家来说,5分钱意味着糊63只火柴盒,一瓶一毛五的汽水差不多等于糊200只火柴盒.周和我虽然同住北京,我们却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
也许周听了我的童年故事后,对我也一肚子怜悯.又或者他心地好,并不单止乐于帮助我一个人.到天气转凉时,我们得一天两班、一班12小时日夜翻地,赶在地上冻之前将它犁一遍,为的是不误来年的春耕播种.这样我们得在地头吃饭,有时送过来的饭不够吃,周总是让香和我先吃饱.有时变天,我们没带足衣服,他会把外衣脱下来技在我们身上.他有几分幽默,看见我们精疲力尽,他会编出几句笑话,逗我们开心.轮到上夜班,他往往在子夜时分把我们打发回去,自己一个人干到天亮.
我实在愿意与周一起干活,连里100多男青年,谁也比不上他挺拔秀逸,光彩照人.自他扮演肖继业后,他削瘦了几分,越发于练.24岁的年纪,他怎么看怎么舒服,即使穿着臃肿的黑卡其工装.那时,拖拉机手被人叫做油耗子,周也是一只油耗子.但他就是与众不同.他比普通人略高,浓密的黑发也比别人略长,他的眉毛黑而直,皱着眉头看人时,眼睛还透着几分笑.我的眼睛总难从他身上移开,当然那是在没有他人在场的时候.我们目光一相遇,我的心跳就加快.
很快到了11月.一个下午,周和我派工派到了一片刚收割完的玉米地,干下去风变得冰凉刺骨,冻雨噼噼啪啪打在车窗上.地里一片泥泞,玉米的秆和根常常把我们的犁给塞住.每当这时,周二话不说,抓起一根铁棍和他油腻腻的棉衣就往车下跳,他得把泥团从犁中间撬下来.而他交给我的任务则是坐在驾驶室里升降和转动犁耙.不一会儿,他的棉衣就全湿透了,裤子和鞋子也像从水里捞出来似的.看着他嘴唇变色,牙齿打颤,我几次吵着要下去替他.他只是不依,说他是师傅,我得听话."再说,两只落水的油耗子并不比一只强."他说这话的时候露出一排整齐洁白的牙齿冲我一笑,我们继续耕地.但到了第二天,他病倒了.
老隋说周发了高烧,三天三夜还不退.那几天,我满脑子全是周的病情.不知他的病有多严重,担心他不能得到合适的药物.过去几年,老陈教给我大量的医药知识,中医和西医我都粗通原理.村里老乡的孩子病了,他们的父母常带着孩子来让我瞧,而不去看赤脚医生.我那时居然就敢给他们拿药,有时甚至给孩子打抗生素.现在想想实在后怕,幸亏没出什么乱子,要是有人一针下去过敏而死了怎么办?话又说回来,不给他们打针,他们也有可能病死,谁说得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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