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蜘蛛的人_杨瑞【完结】(64)

  二姨这下开心了,我仔细端详她,岁月无情地留下道道刻痕.她67岁了,还在独自照顾小炼和小跃.1969年,如果不是她在我父母下乡时同意让小炼和小跃和她一起住,我的两个弟弟都得跟着下乡,不单丧失北京户口,教育也大成问题.这会儿,小炼是16岁,小跃刚满11.他们给二姨平添了无数麻烦,让她有操不完的心.二姨劳累不堪,我感觉得到.她需要我帮她一把,我真想帮她一把!我曾答应为她养老.我可如何践言?

  说实话,这3年我仍一直没离开二姨的呵护.每逢节日,她都没少给我寄巧克力、奶粉.点心、果脯等等,每次我收到包裹都给她写信,叫她无论如何不要再寄了.但下一个节日来临之际,我却不由自主地引颈盼望.劳动节、端午节、国庆节、中秋节、我的生日、元巳、春节,在这些古今中外的节日之前我的企盼总不会落空.

  旧历年前,几乎所有知青都会收到家中寄来的包裹,我总是收双份,另一份是我父母寄来的.几百只包裹从全国各地涌向距我们十几公里的一个小镇,邮递员不可能一次送这么多,村里派出马车一天接一天往回拉.

  二姨除了寄包里外,还给我写信,告诉我她做了些什么事,有多想我.但是信里还是有许多事不能言及,白纸黑字,会给我们两人都惹麻烦.我回北京的当晚,小炼和小跃睡着后,二姨便和我谈开了.

  她说最近北京发起了一项新的运动,叫什么"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据说是一个家庭妇女带的头,志愿去大西北.上头用她的事例对其他没有固定工作的市民施加压力,让他们都"志愿"到大西北去.

  二姨很是有些心虚,我听说后也六神无主.她这把年纪要是去大西北,一准受不了这个罪,那简直等于杀了她.还有她那些老街坊,老邻居,二姨说不少老头老大半夜三更偷偷地哭,他们吓坏了.如果她和邻居们在劫难逃,不免一死,他们宁愿死在北京.这是他们的家乡,是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二姨在小炼和小跃睡着后也常独自抹眼泪.她很高兴我回来,可以一诉愁肠.

  "我能帮上什么忙?"我听二姨说完,难掩内心的困懑,"我什么都帮不了!"一家六口,三个大人已经志愿下乡,这还不够,他们还想把老二姨和我的两个幼弟也赶出北京.这样他们好大模大样地进来,取代我们,在我们的故乡,这个古老而美丽的城市安家落户,这真太过分了!

  我说的"他们",指的是当时成千上万进驻北京的军代表.他们前脚还没站稳,后脚就利用职权把在农村的一家老小全弄了进来,外加他们的"七大姑八大姨",北京人对此不无讽刺.结果我1971年回来,见到北京的人口比3年前还要多,但其中真正我们想与之交往的有天分的农民子弟却屈指可数.这一事实令我沮丧,我在这儿受到的冷遇更令人心寒.在汽车上、商店里或大街上,人们看到我都翻白眼,好像我是个什么世面都没见过的乡巴佬.他们的眼神暗示我的衣裳不入时,脸黝黑,鞋破旧.但我就不愿妄自菲薄.

  岂有此理!如果不是我们志愿离开城市,哪儿有你们进北京的份儿?如果不是我们在农场累死累活种庄稼、养猪,你们都喝西北风去!这些人怎能如此不思感激?但回过头来想想,过去我们一零一中的学生不也和这些人一样无知愚蠢?我在这些丑恶嘴脸中仿佛照见了自己当年的样子.

  二姨的老邻居对我倒是一如既往地关心,但他们的话同样令我感到无所适从.

  "你找到'门路'了吗?"他们一见面就问,语气中透着急切,"把你自己调回来.张家刚把儿子弄回来,办的是'困退',老两口儿年纪大了,需要一个孩子在身边照顾.王家正给女儿办'病退'.你还不抓紧点?叫你父母找找能帮得上忙的人,或找找你的姑姑,她不是医生吗?弄个证明……"这些话听多了,我渐渐明白了:当我们还在农村埋头种地,外面的风气可就变了:上山下乡不再光荣,而是一种耻辱,证明你家无权无势,没有门路,没有关系,你的孩子别无选择,有门路有关系的,就能把孩子调回来.无怪乎那些新贵们视我们如粪土,在他们眼里,我们是失败者.

  这一发现使我有好几天睡不安稳.如果这些老北京的话是对的,那就太惨了,我无路可行.父母无权无势,而且他们自己也在农村,连"因退"的借口都找不到.我寄望他们的言论是错的,毕竞他们是些小市民,以前我们看不起他们,就因为他们目光短浅.我何必太把他们的话放在心上?还是先听听父母的意见.巴.

  几天后我去探望父母,我们谈到这个问题.他们的态度给了我不少安慰和鼓励,虽然没什么新鲜内容,听来颇像报纸的社论:"坚持下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别犹豫,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些话正是我想听到的,然而又是我不想听到的.

  那时我父母双双下放在河北省饶阳县一个叫北歧河的小村.我感到他们也一样生活在深山古洞里.地图上这地儿离北京不算远,但我先得搭7小时的长途车,车破旧,路颠簸.到得县城,我还得坐"二等",即雇个人坐在他的自行车后,再花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目的地.

  我到村里,发现父母的模样变得几乎认不出来了.父亲像个在田里干了一辈子农活的老农,皮肤黧黑,人精瘦,留一板刷头,皱纹爬满了前额.一件发了灰的白汗衫,外加一条短裤和一双黑布老头鞋.这绝对不是我记忆中的身为外交官和学者的父亲.但他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虽然干的是农活,政府每月还付他近200元的工资.当地农民一天的工分才8分钱,即使每月干足31天,也不过挣不到2块5毛钱,所以那时农民都欠生产队不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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