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主要将帅的最后结局_朱晓艳/班惠英【完结】(77)

  1937年7月11日,近卫文以内阁名义发表向华北派兵之声明,宣称:中国军队的“不法攻击”,对日方现地谈判“没有诚意”,酿成了“华北事变”,为“维持”华北“治安”,日本必须增兵,并且以首相的身份号召贵众两院、新闻界、财政界等代表共同支持政府的决定。在他的号召之下,日本媒体大力进行舆论宣传,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地叫嚣“膺惩支那”,这导致日本国内侵华气焰高涨,使侵华战火进一步扩大。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又对上海发起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抗击,淞沪抗战爆发。这时的近卫文彻底抛弃了原来的“不扩大”的方针,接受了陆相杉山元的建议,决定“采取断然措施,对华一击”。先是向上海增派两个师团的兵力,随后,于8月15日以内阁名义发表声明,强硬地宣布“膺惩中国”进行“圣战”。

  9月3日,近卫内阁发表通告,将此前所称“华北事变”改为“中国事变”,日本欲侵略全中国的野心在此昭然若揭。为了推动侵略战争的进行,近卫文开始了国内的战争动员,尽可能地把可以调动起来的人力、物力、财力都调动起来投入这场侵略战争。9月,近卫内阁就发起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大肆宣扬“举国一致”、“尽忠报国”、“坚韧持久”的方针,支持法西斯侵略的步伐。10月,专门设立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络会,并派海军大将有马良桔担任会长。

  发动侵略战的公爵首相近卫文(4)

  除了精神动员外,近卫内阁还进行一系列的经济、政治、军事和组织动员,接连订立了各种经济统制法律,比如,《军事工业动员法》、《重要工业统制法》、《临时资金动员法》等,大力扶植军需工业,将国内经济纳入战争轨道,而且吸收军、财、政界代表人物充当内阁临时参议官,加强对内阁的领导和控制力。11月,根据武藤章的建议,专门设立大本营,以便及时对前线战况进行遥控指挥……总之,他为全面侵华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在内阁与军部的互相协助与合作下,日本侵略军的铁蹄步步深入。1937年7月底,侵占了华北地区;11月12日,侵占了上海;12月13日攻占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占领南京之后,近卫文对华强硬态度达到了顶点,对南京蒋介石政权提出了条件极为苛刻的所谓“和平条件”,主要包括:中国正式承认“满洲国”;中国放弃容共、反“满”抗日的政策,应对日“满”防共政策予以协助;在华北设置“中国主权之下,实现日、“满”、华三国共存共荣的适当机构”,赋予该机构广泛权限,尤其应保证日、“满”、华经济合作的成果,华北及内蒙古设立非武装地带;在内蒙古设立“防共自治政府”;中日共同维持上海治安秩序、发展经济;就日、“满”、华资源开发、关税、贸易、航空、通信等缔结“必要的协定”;中国要对日本给予“必要的赔偿”;对内蒙古、华北以及华中的特定地区,在必要期间由日本军队实施“保护”占领。这种对中国分而食之的无理要求,中国政府自然不可能接受。

  1938年1月16日,近卫文以首相的名义发表声明,即“近卫第一次对华声明”,宣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待“足以同帝国真正合作的新兴中国政权的出现”。这是其公开否定国民政府、准备扶植听话的汉奸傀儡政权的狂妄叫嚣。

  日本侵略军遭到中国全民族抗战的顽强抵抗。1938年10月,继侵占武汉、广州之后,伴随着战线的拉长和纵深,日军再也无力发动全面进攻,中国全国各地广泛兴起的军民抗日运动,更使日军深陷战争泥潭,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近卫文处于策略考虑,不得不改变对华方针,他改变“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态度,一面诱降蒋介石,一面扶植汉奸走狗,开展了所谓的“汪兆铭工作”。1938年11月3日,近卫发表关于“东亚新秩序”的声明,即“近卫第二次对华声明”,强调“日满华三国”共同“防共”、“建设确保东亚永远安定之新秩序”。

  同年12月22日,又发表了“近卫三原则”的对华政策,也被叫做“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声明中,进一步加强对国民政府的政治诱降,抛出“亲善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的“三原则”为诱饵。所谓的“三原则”,其实是近卫内阁贯彻政治诱降的工具而已,并没有丝毫放松独占中国的野心。

  “善邻友好”实际上是无耻地要求“新中国的政权形式应根据分治合作的原则加以策划”,通过实现以中国、“满洲国”和日本为基础的“新秩序”,使三国“融合一致,互相合作”,发展“政治、外交、教育、宣传、贸易等各方面”关系。同时强调内蒙古和华北的地方自治性,甚至野心勃勃地将上海、青岛、厦门等地也“规定为特别行政区”,并规定对新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都得派遣顾问,以保证日本的最高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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