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人到达了处决战俘的地方。当时是1943年4月26日下午三点半,星期一。
“我们马上着手准备处决战俘,”山丰说,“我们把他的外套和衬衫给扯了下来,然后把他绑到了电线杆子上,并在他前面的地上挖了一个坑。”
格雷迪·约克,犹如一位性情敏感的艺术家,从未诅咒过别人,以前他感到在平安夜喝喝酒就是很出格的事情了,如今却亲眼看着那群士兵在那里给他挖墓穴,他还看到了刺刀和竹矛。他光着身子,背靠着粗糙的竹杆子。在当时,他的个头很矮,肯定看起来没有自己的实际年龄19岁零6个月那样的高,那么年轻。在当时,他瘦小的身架下的那颗心脏跳动的很剧烈,但他并没有挣扎。最后,山下大尉把他的眼睛给蒙了起来。
两支竹矛和三支刺刀刺入了格雷迪的躯体。大下列兵和管沼下士两人先用竹矛刺了进去。
“山下大尉向我们喊道‘快点来,刺死他’,”大下说,“他就这样一遍遍地喊着。他也对管沼下士喊道,下士听后便刺了进去,最后上尉又转过身来,对我喊起来。”
“很乐意效劳”,岸本后来说,“我看到管沼向那名飞行员刺了过去,并记得山下大尉站在一旁说‘刺他的心脏’。”
就这样,年轻的士兵用竹矛表现了自己足够的胆量,他们刺完后,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士兵便又上前来用刺刀刺。大益说:“按照山下大尉的命令,我们这些士兵和大尉一起轮流用刺刀刺他的胸部。”
立花将军和的场少佐当时一定以为用这种方式来处决战俘,会使士兵们增加一些士气,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其中有些人的心中还产生了其他的一些情感,要是知道的话,他们一定会非常失望的。
岸本后来承认道:“由于那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杀人的场景,所以我感到非常恐惧。”士兵大下奉命用竹矛刺杀吉米,但他在刺完后便迅速逃离了那个地方。“刺完后,我便来到了山下,站在了离那里有8码远的地方。”大下说。当谈到山下大尉后来向加藤大佐汇报说已经执行完杀戮任务时,大下又补充说:“我再也不愿意去执行那样的命令了。”
“我们用了两三分钟便把战俘处决了,”山丰说。同时岸本补充说:“战俘死时,脸仍然仰着,而身子却半蹲着。”
“那位战俘自始至终都没有喊叫,甚至都没有呻吟,”原子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时说,“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掉一滴眼泪,所以他给我的感觉是非常的勇敢。”
“把那位战俘刺死后,我们便把他的尸体埋到了事先为他挖的墓穴里,”谷启最后说,“我们给他埋了厚厚的土,任务完成后便被召回。”
格雷迪死后,住在杰克斯维尔的他的父母亲收到了美国海军的一封电报,电报上说他在飞机被击落后失踪。收到电报的时候,格雷迪的姊妹贝蒂·哈克贝里当时也在场。“电报送来的时候,只有父亲在家,”她说,“当时母亲并不在家,她去了教堂,所以父亲便给教堂的迪威特·莫勒里牧师打电话,牧师告诉他说她正在为儿子祈祷。”
格雷迪的母亲正在儿子非常需要她的地方。
她正在教堂里为儿子祈祷。
***
1945年2月26日(星期一),父岛上还有三名飞行员没有被杀。弗洛伊德·霍尔当时正押在堀江少佐那里,而话务员吉米·戴伊则正坐在一辆小车里,车正沿着蜿蜒的山路向夜明山顶进发。
当时日本海军夜明山无线电台有两大任务:一是负责东京和太平洋地区日本驻军之间的军事情报的联络;二是窃听美国的军事情报。当时由于日本的无线电设备较差,所以在东京根本无法做这两件事情。而在一片荒无人烟的岛屿上建立一个无线电联络站是很有必要的。而此时吉井大尉希望吉米能够帮助他们破译截获的美国情报密码。
吉井大尉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动机。在父岛上,海军和陆军两个军种各自履行不同的使命,因此他们之间很少有什么交往。可在海军当中吉井大尉却和陆军有些联系,因为他在陆军部队中有个朋友,虽然他的那个朋友是个声名狼藉的人。
“的场少佐算的上是吉井大尉的一位很要好的朋友,”一位驻扎在夜明山上的海军军士说。这位陆军少佐和海军大尉之间之所以建立了友谊,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俩都热衷于在两军之间搞些活动:他们都喜欢喝酒,也非常喜欢在陆军指挥部和夜明山上举行宴会等。事实上,他们在性格上也有很多相同之处。“吉井大尉根本不把我们常人当人看待,”一位曾经在大尉手下服役的士兵如是说,“他在干一件事情时,从不考虑其他的事情,也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他简直就是个暴徒,是个暴君。”
少佐和大尉两人在一起喝酒时,大尉接受了少佐的杀战俘并吃人肝的提议。“当时大尉和其他的一些军官在饭厅里吃饭时,我听到他们谈及吃人肉的事情,还听到他们说吃人肉就好比是吃药。”大尉的勤务员后来这样说。
吉米被带到吉井大尉的办公室,办公室坐落在夜明山顶无线电台附近。吉井大尉只会说日语,因此需要无线电台的海军军士玉村做翻译,他是当时无线电台会说英语的几名士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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