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拉那拉氏所生的子女中惟一一个长大成人的皇十二子永(生于乾隆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就成为父母情感破裂的牺牲品。
乌拉那拉氏去世时永才14岁,不仅失去母爱而且成为母亲断发的替罪羊,永在如履薄冰的状况下又生活了10年,于乾隆四十一年正月去世,时年24岁。
永在生前并未得到任何爵位,在他死后也未得到追封。
想当年永璜受到乾隆如此严厉的斥责,但在永璜死后还是被追封为郡王的,然而永却连这份哀荣也得不到,乾隆对乌拉那拉氏怨恨之深,可见一斑。
一直到嘉庆四年乾隆去世后,嘉庆才追封永为贝勒。
皇后断发在朝野掀起轩然大波,有关乾隆私生活失德、皇帝寻花问柳以及皇后进言屡遭申斥的传言,一时间四起。
因而在私人笔记中,不乏这类记载,在《清代野叟秘记》中的就有如下一段记述:“帝苦宫阃森严,遂由宫监某之献策,微行取乐,仿道君皇帝眷李师师故事焉。
时京师有妓曰三姑娘者,所与狎皆贵人,声气通宫禁,达官显宦,奔走钻营,仰其鼻息者,户限为穿。
时九门提督以私怨下令驱逐诸妓,限一日全出境,违者逮捕治罪。
于是诸乐户纷纷远移,独三姑娘若无事者……提督怒,亲率缇骑擒之,时已夜半,缇骑破扉而入,闻三姑娘伴狎客将眠矣。
提督挥军,欲入房中搜索,三姑娘徐起,隔窗问‘何事如此汹汹?若惊贵人,谁敢担其罪耶?’呼人出止之,且曰‘有凭信在此,但持去阅之,自能觉悟,幸勿悔孟浪也’。
提督得纸观之,玺文朱墨上书‘尔姑去,明日自有旨’。
乃踉跄而归。”而《野叟秘记》则把乌拉那拉氏断发一节,演义成野史小说,现择其一二:“后英毅有智略,而才色稍逊,高宗颇严惮之。
既而国内无事……帝自喜功高,渐怡情于声色。
后知之,时以忧盛危明,进脱簪之戒,帝固好名,初亦容之,继乃由厌倦生恶怒,辄以它故拒谏,后不能平……高宗南巡,皇后请从,未许,后强附太后以行。
入山东境,帝忽思管仲设女闾三百事,群臣奏对,多不称旨。
有小监某者,甚便黠,知皇上圣意所在,乃言‘济南繁华,亚于扬州,欲访女闾当在此地……’高宗大悦。
至济南,小监下舟,顷之朱颜绿鬓,尽态极妍,二八丽姝,绢秀绰约,宛如一片彩云,吹落御舟……娱乐良久,帝乃择丰容秀丽,而态度不凡者约六人,留宿舟中……时帝方挟妓酣眠……突见皇后持纸却立,骇异殊甚,斥问何为。
后跪求有要务请上鉴察。
帝怒曰‘此何时也,尔将图谋不轨耶’……”由此而引发的便是皇后断发。
上述野史笔记固然不可作为信史,但它们的出现,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皇后断发的确掀起一股强大的冲击波,乾隆被这股冲击波纠缠了至少有十几年。
乾隆四十一年(1780年)七月,原都察院书吏严增请求乾隆册立皇后,其中涉及到乌拉那拉氏,把已经趋于平息的皇后断发波澜再次掀起,怒不可遏的乾隆处严增斩立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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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起波澜
乾隆在四十三年(1782年)去盛京谒陵,在回銮途经锦县时,锦县生员金从善向乾隆递上一份请求“立储”、“复立后”、“纳谏”、“施德”等内容的条陈,并要求乾隆应该就皇后乌拉那拉氏断发一事,向天下臣民颁一份“罪己诏”。
事过13年,皇后断发再次成为热门话题……乾隆在驳斥金从善的上谕中特别强调:在册立乌拉那拉氏为皇后以后,对于乌拉那拉氏所犯有的过失一再宽容,用上谕的原文就是“其后自获过愆,朕仍优容如故”。
乾隆所说的“优容如故”同野史中乌拉那拉氏对沉湎于声色的乾隆屡屡进行劝谏、乾隆一开始还能容忍到后来已经厌恶、拒谏,乌拉那拉氏为此愤愤不平的记载是基本上是吻合的。
至于乾隆指责乌拉那拉氏“自行剪发,则国俗所最忌者,而彼竟悍然不顾”之后,表示即使如此仍然对乌拉那拉氏“曲予包容,不行废斥,后因病薨逝,只令减其仪仗,并未降明旨,削其名号,朕处此事实为仁至义尽。
且其立也,循序而进,并非以爱选色升,及其后自蹈非理,更非因色衰爱弛。
朕心事光明正大,洵可上对天祖,下对臣民,天下后世又何从訾议乎!乃欲朕下罪己诏,朕有何罪而当下诏自责乎……”乾隆在上谕中喋喋不休地讲,当年立乌拉那拉氏为皇后是按照她在后宫中的地位,不是因为乌拉那拉氏年轻漂亮,到乌拉那拉氏去世后以皇贵妃的葬礼安葬她也不是因为她人老珠黄,而是因为她自己减掉了头发。
乾隆所说的只是现象,并不触及乌拉那拉氏为何要断发为尼这一最核心的问题,而金从善要求乾隆下罪己诏,恰恰是抓住这一核心问题。
至于乾隆一再标榜自己“仁至义尽”,并未削掉乌拉那拉氏的皇后名号,实际是不愿引起更大的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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