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6日4时许，左翼第七六九团第一营按预定计划，一举袭入黎城城关。日军一时不明情况，固守在房子里盲目还击，同时向相邻据点求援。
涉县、潞城守敌接到求援信号后，从东、西两个方向向黎城驰援。
设伏在东、西黄须的第七六九团主力与涉县方向的援敌刚一接触，狡猾的日军发觉有中伏危险，慌忙退缩回去。
潞城敌第十六师团辎重部队林清队和第一○八师团辎重部队展尾队，以及自卫队，骑兵共1500余人，随带骡马1000余匹，出城向黎城增援。刚过完浊漳桥，第七七一团特务连焚桥断路。日军并未警觉，认为不过是游击队破毁交通的惯技，仍然趾高气扬地往前走。
9时许，日军到神头村休息。突然，日军队伍先头响起了枪声，紧接着，神头村东、西、北3面的枪炮一齐吐出了愤怒的火焰。刹那间，日军象枯草遇到利刃一样，倒下了一大片。残存者有的抱枪而逃，有的在军官的指挥下就地顽抗。队长展尾中尉抽出指挥刀，狂叫着督促士兵反扑。一颗炮弹打在他头顶上，他一头栽倒，再也起不来了。
冲锋号吹响了，指战员们从工事里、沟坎边奋勇跃起，冲进敌群里，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埋伏在纵深的指战员们源源不断地冲上神头岭。
战前，刘伯承指导战士们打仗要分三部动作：用枪打头，用刀矛刺胸，用手榴弹炸屁股。这回大家全用上了。特等射手和投弹能手们更是大显神通。
两个多小时激战以后，日军基本被歼灭。神头岭上，到处是打倒的敌尸和骡马，还有成捆成箱的辎重和散落一地的文件。有百余名日军突围逃回了潞城。这是由于参加伏击的一个团撤离过早，另一个团的一部迂回较迟。这说明第一二九师有的部队协同动作和纪律观念较差。对此刘伯承在战后提出了批评。
这一仗，共毙伤日军1400余人，缴获长短枪300余支，击毙与缴获骡马600余匹，还抓了80多名俘虏。
一名从战地侥幸逃脱的日本《东奥日报》的随军记者，回去后写了一篇题为《脱险记》的通讯，称神头岭之战是第一二九师的“典型游击战术”。
战后不几天，日军汽车部队的一名伍长在日记里写道：“第一○八师团这样的损失是从来没有的，潞安到黎城的道上鲜血这边那边流着，我们的部队通过其间，真觉难过，禁不住流下滚滚的热泪。”
神头岭，成了日军丧魂落魄的“伤心岭”。
第二节急袭长乐村
神头岭伏击战使邯长大道一时变得冷清起来，日军过往的运输部队明显地减少了，这就有力地牵制、迟滞了日军在晋南和晋西的行动。与此同时，刘伯承派第一二九师补充团南下道（口）清（化）铁路，协同赵涂支队、晋豫边游击支队开辟太南及道清铁路沿线的工作，并袭扰晋南日军的后方。晋西的第一一五师和晋西北的第一二○师也积极袭击、伏击日军。黄河沿岸的日军行动受阻，旷日持久，消耗增大，严令后方加快补充。邯长大道上又变得忙碌起来。
刘伯承决心再给日军一次打击，进一步破坏它的战略计划。经过侦察，敌人多用汽车运输，一次几十辆，上百辆地集队通过，沿路的警戒也加强了，显然是害怕再次被袭。邯长大道各主要据点的兵力部署是：黎城2000余人，东阳关150余人，涉县400余人，武安1500余人。
他和副师长徐向前、政委邓小平仔细研究了这些情报，认为可以在东阳关和涉县之间的响堂铺一带再组织一次伏击。这里地形比神头岭更理想，公路几乎就是一条小河的河滩，碎石满地，汽车不便行驶。路南是高山，多悬崖峭壁，不易攀登。路北为起伏高地，多谷口，利于隐蔽和出击。在这里伏击，兵力好展开，进退两便。
3月21日，刘伯承到沁县小东岭八路军总部开会，接着参加东路军将领会议。因此决定伏击战由徐向前指挥。
3月30日夜，徐向前、邓小平率师主力3个团在响堂铺周围设好了伏击圈。次日晨6时，第七七二团接到下属部队报告：后方马家峪、苏家峧两地突然出现敌情。第七七二团以为敌人发觉了伏击企图，这是派兵来迂回伏击部队侧背，截断退路的，于是立即报告给第三八六旅。第三八六旅一面转报师前方指挥所，一面准备转移。
后路被截的消息报到师前方指挥所，人们不免有点惊慌，气氛立即变得紧张起来。
徐向前端坐在一张长方形的小桌前，没有说话，略略思索了一会，他转身跟邓小平说：“我看先不忙撤退，进一步核实一下敌情再说。”邓小平点点头：“好！就按你的意见办。”徐向前对作战参谋说：“通知各部队继续隐蔽侍命，令第七七二团派一个营进到马家峪监视敌人，并火速查明当面敌情，敌人兵力多大？有无后续部队？查明后立刻报来。”
徐向前又让作战科副科长邓仕俊化装，赶往东阳关，了解关内日军的动态。
7时许，第七七二团的报告来了。说经查证，苏家峧并未失守，前来进攻的敌人已被击退，撤回东阳关去了，看来没有发现我方伏击企图。马家峪方向的敌情属误传。马家峪至东阳关的道路上没有日军开来。第一营正在马家峪一带警戒。
邓仕俊也赶回来报告：通过内线得知，关内敌人没有出动迹象，汽车未集中，弹药未出库，也未见到翻译官到日军队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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