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传_多人【完结】(173)

  对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全面工作,刘伯承于7月27日,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西南区的工作任务》的报告中,进行了这样的总结:“西藏还待解放。其他地区在解放后曾经猖獗一时的匪特活动,又受到致命打击,大部地区业已净化。但在边沿山地,仍然活跃,需要努力加以肃清。物价虽已稳定,但财政经济状况尚未获得基本好转。开支暂时不能减少,而公粮征收仅达1949年的百分之六十,故赤字浩大,目前仍赖中央补助。此种情况如不在收入方面加紧努力,很难继续下去。由于我们在经济方面的努力,调整公私商业关系已见成效,市场开始活跃,城乡内外交流开始疏畅,人民币开始下乡,成渝铁路开始兴筑,整个工商业已显现好转的境况。但公私工商业困难仍多,国营企业只有少数开工,绝大部分还在维护状态,私营工商业恢复和发展的条件,尚待继续创造。农村手工业和副业在长期反动统治压榨下,遭受到严重的破坏,亟待政府予以扶植。农民已有初步的组织和发动。他们在长期的封建反动统治、压迫、剥削之下,已陷于极端贫困的地步,迫切要求减租减息、退押和实行土地改革,并从恶霸地主统治下解放出来。城市工人失业需要妥善地加以救济和安置,社会上的广大失业群众需要在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谋求出路,少数民族热烈地欢迎和拥护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

  这一段总结,既说明了军政委员会短短5个月的工作成绩,也如实地反映了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表现出刘伯承仍然保持了战争年代那种实事求是、谦虚谨慎的作风,对成绩不溢美,对问题不回避。到10月下旬他奔赴新的工作岗位时,虽然西南区的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和各项经济建设都已取得基本成功,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工作已初具规模,他还是谦逊地说:“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工作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我的责任是不可推卸的,补课的工作还请大家来做。”刘伯承总是用很高的标准衡量自己的工作。

  第三节统战工作的模范

  在进军西南之前,刘伯承就在国民党川军中做了许多工作。1946年11月滑县之战,国民党军第一○四旅旅长杨显明、副旅长李克源被俘。这两人系川军旧人,刘伯承亲自接见,并设宴招待。交谈中刘伯承向他们询问蜀中故旧,指出蒋介石利用内战消除杂牌军的阴谋,勉励他们返回四川,为桑梓做一点有益的工作。杨李二人深感刘伯承和蔼可亲,语重心长,表示铭记刘伯承的忠告。原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副司令官郭勋祺被刘伯承指派回川后,积极劝说潘文华、邓锡侯等人弃恶从善,对他们发动起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进军西南之前,为了争取四川的国民党军起义,刘伯承在南京通过关系,找到川军第九十五军军长黄隐的侄子、黄慕颜之子黄实,要他辗转返回四川,向川军邓锡侯、黄隐以及川军故旧黄慕颜、韩伯诚等打招呼,说明共产党不念旧恶,欢迎及时弃暗投明、将功赎罪的一贯政策。并指示黄实,将在成都建立共产党、解放军交通站,告邓锡侯等部与其联系,还将直接派联系人员去黄隐部开展工作。不久,刘伯承通过情报部门派出一位干部,携带电台联络讯号和密码,经过重重险阻,间道黔江、涪陵,于10月间到达成都。这位于部通过黄实找到邓锡侯、黄隐、黄慕颜等人,当场传达了刘伯承、邓小平对川军故旧的问候和希望,指出二野部队进川在即,川军不应作蒋介石的殉葬品,而应早作准备,归向革命阵营。考虑到四川的现状和邓锡侯等人还有顾虑,刘伯承、邓小平提出了三个方案供他们选择:一、解放军未到即宣布起义;二、解放军迫近时才宣布起义;三、不公开宣布起义,但负责保护好地方仓库和公共财产。这既体现了共产党人顾全大局和宽大为怀的胸襟,又体现了设身处地为川军人士着想的实际态度。邓锡侯、黄隐等深为感动,种种疑虑为之一扫,遂决心起义。雅安刘文辉方面,刘伯承同样派人作了联络工作,沟通了电台通讯。国民党军政人员的纷纷起义和投诚,减少了解放西南的阻力。

  对蒋介石嫡系胡宗南等部,刘伯承、邓小平也没有放松争取工作。在军事上坚决打击的同时,在政治上坚持做到仁至义尽,及时争取了裴昌会、陈克非、罗广文等部的起义和投降,避免了更大的破坏和损失。

  四川解放后某些上层人物利用起义为政治资本,在筹建人民政权时争权争位。刘伯承依靠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同他们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有人提出“川人治川”的口号,意在排斥共产党的领导。刘伯承在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等场合,毫不留情地予以批驳。他用四川解放前军阀连年混战,人民饥寒交迫的事实,说明在反动阶级政治之下,无论刘湘、杨森、张群,还是别的什么人,都不可能治理好四川。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四川才能由乱到治,才有了大发展的希望。

  起义、投诚部队的中下层人员,由于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蛊惑、欺骗,普遍担心算旧帐。特别是在诉苦运动中,部分军官惶惶不安,害怕过不了关。

  刘伯承亲自出面作宣传解释工作。他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们接收了大量的旧公务人员、起义军人、投诚和俘虏人员。他们是后至者,他们要由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我们要管饭,要改造,要录用,要整编。毛主席说:‘禹王治诸侯,后至者诛。这个政策是错的。’后至者诛,谁还敢回到中国大家庭一起为人民大众作好事呢?今天我们只要于人民事业有利,只要进步,只要愿意改造,为大众服务,就可以一齐来干。”这一席话,安定了原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情绪,使改造和整编工作得以比较顺利地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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