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的关于举办阿拉特的生产合作社的建议，着手建立集体牧场，把从封建主那里
没收来的那些财产，留给集体牧场，并把阿拉特组织起来实行共同牧畜，共同掘井、
共同割草、共同利用收畜的政策。
在外蒙古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条件下，国家的经济还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
态，蒙古人民对集体牧场根本无法适应，用人为的强制手段成立的集体牧场，无异
于竭泽而渔，杀鸡取卵。但是，这些“革命者”们，为了实现他们不切实际的“理
想”，根本不去考虑人民的承受能力，也不去考虑集体农牧场给人民带来的不利因
素，只是一个劲儿地想尽快实现苏维埃化。于是，连下层的阿拉特牧民也只好跟着
遭殃。
从1929年到1930年，外蒙古成立了400个这样的集体牧场，场员达43000人，这
些集体牧场中有152个公社。为了领导这个集体牧场运动，1929年11月，乔巴山组织
了“全国集体牧场中央管理处。
此外，“人民政府”也剥夺了喇嘛僧侣的财产。“人民政府”修改了税则，实
行按所得收入累进征税的办法，这样一来，就不仅要征收寺院的牲畜税，而且对喇
嘛的住所、家庭用具、祭仪用品也要征税，同时，还把喇嘛看成是一个不劳而获的
剥削阶级。
1930年，蒙古人民革命党搞了个喇嘛还俗运动，最后竟变成了强迫喇嘛还俗的
运动。为了削弱喇嘛在蒙古人民心目是的地位和影响，他们还搞了大规模的反宗教
宣传，但实际上，这种宣传最终变成了一种粗暴地干涉人们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活动。
他们什么也不向阿拉特解释，只是武断地批评宗教是愚昧的精神枷锁。这种不分青
红皂白的做法，极大地伤害了阿拉特人民的宗教感情，使他们对“人民政府”产生
了极大的不满情绪，于是喇嘛教信徒们远离了“人民政府”，并在班禅活佛的鼓动
下，坚决与“人民政府”对抗。
第七次蒙古人民革命党大会颁布于关于限制资本主义在蒙古成长的法令，他们
决定以按所得累进征税原则为基础的新的税务条例，代替旧的税务条例。为此，
“人民政府”把财产在二十胡比（六百蒙元）以下的牧产宣布为贫牧，二十胡比到
一百胡比的牧户为中牧和富裕中牧，一百胡比以上的是富牧。这项措施的种种规定，
最终把大批中牧推到了反抗政府的阵营中。
另外，乔巴山政府还决定用高捐税的办法来反对私营贸易，私营手工业和私营
运输业。由此带来的后果是：蒙古中央人民合作社成了“垄断者”，成了全国各地
唯一的购买者和销售者。1929年11月创立的苏蒙合资企业——蒙古运输公司，则成
为全国唯一的货物运送者。本来就非常稚嫩的手工业也被挤垮了，大批手工业劳动
者无以为生。
这样的政策，其结果是导致了商品的严重缺乏，各种生活用品、日常用品以及
生产原材料等都十分短缺，社会经济停滞不前。
蒙古人民革命党走上这条极“左”的路线以后，不但没有从实践的经验中发现
错误从而及时纠正，反而在1930年召开的第八次党代会上给这条极“左”的路线作
了理论上的证明，并旦认为：只有“左”的路线才是真正的革命。他们硬说蒙古的
革命已经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阶段，而进入了反对资本主义的阶段，即进入了直接
的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他们在会议中指出：
“集体牧场引导社会经济循着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前进，使劳动阿拉特牧民全
体参加生产合作社建立高度商品性的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并向封建主义和资本
主义成份坚决进攻。”
他们向合作社提出了协助居民走上“文化定居形式”和协助经济向畜牧业、农
业发展的任务。在有关五年计划的各项指令中，代表大会提议，到五年计划完成时，
使贫牧中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中牧中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实现集体化，一切计划都
应从这个任务出发。这时，人民革命党把中牧排除了出去，认为，人民革命党的群
众基础不再是贫牧和中牧，而是广大的雇牧和中牧。大会还把喇嘛憎侣不分上下阶
层，都通通地当作寄生的剥削阶级，对他们进行限制和消灭。对富收、商人及国内
其他资产阶级分子，则采取一律否定的政策。
在这些极端脱离实际的理论和思想的指导下，外蒙古的社会遭到了灾难性的破
坏。
原来在丹巴多尔济统治时期，刚刚有所恢复的外蒙古经济，又被折腾得一干二
净。在第八次党代会结束时，人民革命党发生了全盘集体化的号召，开始强制阿拉
特编入各公社或各劳动组织中。这时，向资本主义的进攻变成了向富裕中牧的进攻，
对富中牧要征收个别的捐税，学校也不收他们的子女。这样，从蒙古的上层王公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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