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我党我军失去了一位卓越领导者,一位优秀指挥员。
我们从贾壁出发,继续向东朝冀南走。夜晚,从磁县北光禄镇附近过了
平汉铁路,进入冀南成安县商城地区。大家走了一夜很疲劳,便在一个村子
住下,煮点饭吃。我们刚要吃饭,当地的我方情报人员和老百姓急匆匆地跑
来报告说敌人来了,你们赶紧走,不然就来不及了。我指挥干部队向西铁路
方向走,走了一二十里路再折回来向东,以迷惑敌人。然后,在敌军据点商
城底下通过。干部学员手里有点枪,但不多,子弹也很少。孔庆德同志带着
警卫班在后边掩护我们。孔庆德打仗行,用掷弹筒打了几发,最后一发把掷
弹筒炸坏了,他的手被炸伤了。到了夜晚,我们继续朝根据地走。当时没有
向导,夜里辨不清方向。幸好我带着一个指北针,就靠它指方向。我拿着指
北针走在前面,按照指北针指的方向走。有路走路,没路就走地里,一直朝
北走。当时我们还看到邯 (郸)肥(乡)公路上驶过了10多辆日军的汽车。
那时,三分区那一带伪军工作做得很好。我们对每个据点、碉堡的情况都比
较清楚,平时都有些关系。我们没有爬路沟,是从碉堡旁边通过的。我们悄
悄走,他们不管。我告诉大家,从碉堡底下过,伪军若是打枪也不要怕,那
是朝天打的。我们通过碉堡面前时,伪军有时朝天开枪,掩护我们。我们一
个战士掉了队,被捉进了据点,后又恭恭敬敬地送了回来。这说明我们的伪
军工作有相当的基础。过了邯肥公路、永肥公路后,与八旅机关会合了。后
来听高厚良同志讲,敌人知道我到了三分区,出动12路日伪军“扫荡”、“围
剿”,企图抓我,但我已经离开三分区了。
华北日军对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不仅在军事上加紧“围剿”、“扫荡”,
而且,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文化上向我发起了全面进攻。敌人的政治进攻
基本上采取“以华制华”政策,组织伪军、伪组织,建立伪政权,加强统治
力量。他们还搞特务活动,组织土匪会门,破坏我抗日政权。在经济斗争方
面,敌人基本上搞“以战养战”政策。在文化上灌输亡国思想。从1941年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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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敌人又推行“治安强化”运动。所谓“治安强化”,就是过去推行的“治
安肃正”的发展,也就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所谓“总力战”
的进一步实施。其目的就是妄图隔绝我们各个根据地,打击与消灭我抗日力
量,进而摧毁抗日根据地,巩固其占领区。
从1941年春到1942年秋不到两年时间,敌人先后推行五次“治安强化”
运动。每次都有不同的口号和重点,而中心是“反共”和建立所谓“东亚新
秩序”。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手段极其野蛮、毒辣,给我敌后抗日工作造成
极大困难。冀南军民一方面要和敌人发动的一次又一次大“扫荡”作战,粉
碎敌人的“铁壁合围”。一方面又要和敌人推行的“治安强化”运动进行斗
争,粉碎敌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攻。
在敌人疯狂的进攻下,冀南区受到严重损失。首先是根据地被分割、“蚕
食”,日益缩小。有些根据地变成游击区,有些游击区变成敌占区。根据地
被分割成大大小小的“格子网”,抗日军民的公开活动受到很大限制。敌人
的据点碉堡星罗棋布,公路沟墙纵横交错。到1943年,敌人在冀南的据点碉
堡,除平汉、津浦、德石等铁路干线上的外还有1000个左右,形势严重的一
些地区,平均每3个村庄就有一个碉堡。据点与据点之间,据点与碉堡之间,
碉堡与碉堡之间,平均只有几里,甚至更近。抗日军民的活动经常是在敌人
的眼皮底下,极为困难。当时流行几句顺口溜:“日住碉堡下,夜观炮楼灯;
行军必过路,天天闹敌情。”敌人为分割冀南根据地以及切断冀南根据地和
太行根据地的联系,不断修复和新建铁路、公路,并在两侧挖掘封锁沟和构
筑封锁墙,封锁沟深数丈,封锁墙高也数丈。到1942年,冀南区的公路总长
约9000余里,沟墙共约3200余里。基干公路上每隔三五里就有一座碉堡,
重要的公路都挖有封锁沟,有的还修筑了封锁墙。有些县与县之间,还挖了
县界沟,以切断县与县之间的联系。
其次是根据地的经济受到严重破坏。敌人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
政策对根据地经济的严重破坏不言而喻。1942年春,敌人“扫荡”广宗、平
乡地区时,抓走壮丁9000余人。“扫荡”邢台、永年、沙河地区时,共抓走
壮丁13000余人、牲口900余头。以耕牛为例,抗战前,平均每40亩地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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