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围成一个小圈,像着迷的小鸟听音乐似的,但他说的话我们连一个字都没
有听进去。”他走后,瓦格纳太太说,“你们不觉得他注定要成为德国的救星
吗?”品格菲大笑不止。在他看来,希特勒明显地是个“骗子”,也是个暴
发户。
希特勒来到街道的另一边,拜访业已瘫痪在轮椅里的、年迈的豪斯顿·司
徒·张伯伦。
张伯伦是一位英国海军上将的儿子,是看到德国的民族是最优秀的民
族才被吸引到德国来的。他具有天才,过于神经质。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他
所处时代的最优秀的文人之一。他是瓦格纳的崇拜者,与瓦格纳的女儿爱娃
结了婚。这个英国种族主义预言家对希特勒之印象是如此之深刻,以致在当
晚“他睡的时间更长,睡得更香”——自1914年8月受打击以来最甜最
香的一觉。几天后,在写给希特勒的信中,他说:“只此一击,我的灵魂之
状况业已改观。在最需要的时刻,德国产生了希特勒——这正是德国活力之
证明。”
张伯伦的这一番话,肯定加深了希特勒之自我感觉,即:他是掌握命
运的人。约在一星期后,希特勒与罗森堡和汉夫施坦格尔夫妇坐车在巴伐利
亚的山间奔驰时,由于公路被笼罩在大雾弥漫中,他们的红色“麦塞蒂斯”
开进了沟里。回慕尼黑时,一路上谁也没有开口说话。后来,他对赫仑纳说,
“我注意到在这次失误中,你一点儿也没有害怕。我知道我们是不会受伤的。
伤害不了我的事故决不会就这一次。我会安全脱险,成功地实现我的计划
的。”
(2)
以通货膨胀为伪装面目出现的命运的另一方面,似乎也有利于希特勒
及其向柏林进军。
到10月初,战前的一马克已值现时的6014300马克。一个鸡
蛋的价格约值1913年的3000万个。许多城市和工商企业都自行印制
“紧急货币”以应付支出。帝国银行无法拒绝接受这种紧急货币,或以与他
们的货币等值处之。政府印刷自己的货币成了大笑话:去年12月印的平面
额为1000马克的纸币,现在给打上了红印:10亿马克(EinMil
liarde);巴伐利亚州银行几个星期前发行的平面额5亿马克的钞票,
现被盖上了200亿马克。这200亿马克,假定当时能兑换800美元,
但是,待这张带天文学数字的、不怎么漂亮的钞票的持有者来到兑换处时,
它只值一个零头了——假定有人愿将硬通货兑换给他的话。人们疯狂了。他
们不敢持有钞票一小时。要是错过一辆去银行的电车,一个人的月薪便可能
减至原值的四分之一或更少。在巴登,一个年轻跑堂对美国记者埃纳斯特·海
明威说,他省下了足够购买一座旅馆的钱。现在呢,却连四瓶香槟酒都买不
了。“德国将货币贬值,为的是要欺骗盟国”,跑堂说,“不过,我能从中得
到什么呢?”
通货膨胀的重担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不能用钞票支付的人们身上——工
人和老年人。工人们已处于饥饿的边缘,而老人们则在一夜之间成了穷光蛋。
靠养老金过活的人们,以及靠债券或人寿保险之利息维持生计的人们,已成
了赤贫。用黄金保值的马克购买的股票现在却用钞票支付,而钞票一过手便
又马上贬值。在美国,只有在国内战争后曾遭过类似厄运的南方人的家庭,
才明白这是什么滋味。
唯一感到高兴的,大概只有债务缠身的人们,因为他们可用毫无价值
的废纸去偿还债务。但是,最大的受益者还是交易所的大亨、投机倒把者、
以及能把握时机的外国人——他们用低得可笑的价格购买珠宝首饰和产业。
只要花上几百美元,大型产业和大厦便成了这些贪婪的家伙的财产。传家宝
换来的也只够一家人维持数星期的生活。有些事情是无法令人相信的:有个
妇女,将一篮子钞票遗忘在街上。片刻后她回来时发现,钞票被倒入污水沟,
篮子却被人偷走了;一个每星期工资达20亿马克的工人,只能买马铃薯给
家人度日。基本食物的供应中断后,向来守法的德国人到田里掠抢马铃薯的
事件比比皆是。(*这时期最尖锐的电影并不是由德国人拍摄的,而是由
D·W·格里菲斯摄制。这部电影其名叫《生活难道不美好?》由尼尔·汉
密尔顿和卡洛尔·德姆斯特扮演未来就靠一小块土豆地的德国夫妇。高潮是
这样的:这对夫妇偷偷地于深夜将土豆收起,将自己像马似的套在车上,驱
车穿过森林时,路遇一群土匪,土豆被洗劫一空。当时最好的德国电影是《没
有欢乐的街道》,由首先担任主要角色的格丽泰·嘉宝扮演维也纳一资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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