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奖励资本主义及富农生产。在减租减息中,一般按二五
减租和实行年利一分及一分半的利息。在实行减租减息,保障农民的人权、
政权、地权、财权之后,同时实行交租交息与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
减租减息政策的实行,进一步调动了广大农民抗日、生产积极性。
1941 年底,中共中央提出精兵简政的号召,要求各根据地的脱产人员
不得超过人口总数的3%。“精兵”的目的是提高主力部队的质量,扩大和
加强地方部队及民兵建设。
主力军与地方军的比例:一般以在山岳根据地二比一、平原根据地一
比一为原则。根据军委指示,各抗日根据地大力发展地方人民武装和民兵,
建立独立的军事建制和指挥系统,进一步健全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
的人民战争体制。在一些敌情比较严重的地区,实行全部武装地方化。精兵
简政一方面节约了财政开支,减轻了人民负担,同时精干了指挥机关,提高
了主力部队的战斗力,加强地方兵团和人民武装的建设,对人民游击战争的
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日寇为一举解决印度支那问题,便提出“更改军备充实计划”,对在华
兵力定额逐年递减,以便抽调足够兵力转向南方作战。规定在华兵力:1940
年11 月由年初的85 万人减到72 万人,1941 年减到65 万人,1942 年减至
55 万人。但是,日军已陷入中国战场的被动和不利的情况,再抽出大量的
陆军和海军对印度支那展开新的进攻作战,就遭到因兵力不足、陷于中国战
场苦战而疲惫的中国派遣军的反对。他们认为,在穷于应付的不利情况下,
缩减和撤退大量兵力,放弃相当的占领区,可能演成不可收拾的惨重的大败
退。
因而,日本统帅部企图立即缩减在华日军,拼凑南进的11 个师团的计
划落空。
1941 年12 月8 日,战火烧到了香港。日军出动以第38 师团为主力的
1.5 万人装备精良的陆军部队,在海、空军的配合下,从中国大陆兵分两
路,沿着青山道和广九铁路南段推进,突袭新界和九龙半岛。从此,这个“灯
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繁华城市,变成了魔鬼世界。
日本侵略军仅用三天时间,就突破了英国经营了两年之久的防线,迫
使英军从12 日起放弃了九龙半岛,退守香港岛。日军炮兵部队进驻九龙塘
何文田阵地,架起远射程重炮,不分昼夜地对准香港的英军阵地和炮台轰击。
一部分炮弹落在市中心区,每小时都给数以百计的和平居民带来伤亡,真是
血肉横飞,尸骸枕藉。12 月25 日,日军占领香港。
香港总督杨慕琦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日军进入香港后,奸淫掳掠,无所不为。路上饿死和打死的人,尸体
堆积如山,海上也到处漂浮尸体。香港的社会秩序一片混乱,盗贼蜂起,汉
奸猖獗,黑社会分子更趁机劫夺,弄得民不聊生。日军封锁了港九交通,日
间岗哨林立,入夜实行宵禁,行人经过岗哨要鞠躬并被搜身,妇女倍受凌辱。
日本特务机关和汉奸的魔爪也伸向了香港的各个角落。日军的行径,严重地
威胁着港九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尤其是在港的爱国文化人士和民主人
士,面临极大的杀身风险。一个名叫何久田幸助的日本文化特务,在香港各
个影院打出幻灯,点名要茅盾、梅兰芳、蔡楚生、司徒慧敏等文化名流到日
本司令部所在地半岛酒店“会面”。
在香港的文化人和民主人士,大多是在1941 年因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
二次反共高潮时来到香港的。他们原在重庆、桂林等地结社办报,通过各种
途径揭露和抨击蒋介石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因而遭到国民
党顽固派的迫害,在国统区无法立足,为人身安全,先后来到香港,并利用
香港的特殊地位来进行抗日、反顽的爱国民主活动,在香港出版各种进步报
刊。其中有宋庆龄主办的《中国大同盟》英文半月刊,范长江、胡仲持的《华
商报》,邹韬奋、茅盾、夏衍、金仲华、沈志远、胡绳等人的《大众生活》,
茅盾的《笔谈》,俞颂华的《光明报》,郁风的《耕耘》,张铁生的《青年知
识》,张明养的《世界知识》,马国亮的《大地画报》、范长江、夏衍、黄药
眠的“国际新闻社”,乔冠华、胡一声、吴金衡、郑书群的“香港中国通讯
社”,夏衍、于伶、金山组织的“旅港剧人协会”等等,一时蔚为大观。
香港共产党组织负责人廖承志、李少石、潘汉年、刘少文、张文彬、
梁广、尹林平、杨康华等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立即开展紧张的营救工作。他
们决定,首先分头与文化人和民主人士取得联系,设法把他们从香港营救到
九龙,然后护送到东江游击区,再从那里转送到大后方。是时,国民党顽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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